乐松生和郑启栋教授把这事一说，郑启栋也很高兴。两人估算了一下，预计每月要投入一千多元。让乐松生想不到的是，在征求意见的时候，各房昆季却意见很不一致。有的说：“几百年了，卖的都是药丸，也没有听见人说不好。怎么现在就要改了呢？”
有的说：“中药嘛，可不就是丸散膏丹。改成药片了，那还叫中药吗？”
总之，支持的人不多，怀疑的人不少。乐松生想：“要说服他们得花不少时间，太耽误事！这件事，不如放在达仁堂的名下做。”
原来，乐松生虽然是经理，可是在同仁堂占的股份不如在达仁堂占的多。因此，用达仁堂的名义来办就会省去很多麻烦。
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１日，一个研究改进中药的机构正式成立了，全称为“天津达仁堂国药总店驻京办事处国药改进研究室”，地点就设在北京前门外的杨梅竹斜街４２号，它谈不上什么规模，只是个老旧的小院。人员也只有两位技师、一位药师和一位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实习生。机构虽然简陋，但总算是成立了。可是郑启栋教授却迟迟不能到任。原来，是北京大学不愿放他，急得乐松生直用刚学到的新名词给北京大学“扣帽子”：“这不是本位主义吗？”
可是平心静气地想想，他又乐了。这说明郑启栋确实是难得的人才，哪个珍惜人才的单位也不会轻易放手的。可是要搞成中药的科学化，又非郑教授不可。求贤若渴的乐松生只好请彭真出面协调，才把郑启栋调过来。在乐松生的主持下，特意成立了一个“国药改进社”。
同仁堂的药这么多，先从哪儿入手呢？乐松生和郑启栋反复考虑，精挑细选，最后决定，先试着把银翘解毒丸、牛黄上清丸、香莲丸和女金丹改成片剂。因为这些药需要量大，药效确实。乐松生给郑启栋送去一包银翘解毒丸的药料，请郑启栋看看能不能搞成片剂。没过几天，郑启栋就拿着一大包药片，上乐松生家串门来了。
乐松生一见那一大包药片，喜滋滋地问：“搞成了？”
郑启栋笑笑，乐松生觉着这位老朋友的笑，怎么那么怪，带着些自嘲、无奈，还带着些苦涩。
“你说对了，是搞成了。这就是银翘解毒丸改成的银翘解毒片。”说着把一大包药片倒在乐松生的桌子上。
乐松生捏起一片看看，又圆又平，规整得很，便说：“这是好事啊！可我怎么看您的神色不大对劲儿呢？”
郑启栋说：“搞中药片剂，说简单，真是简单；说难，又真是难。”他抓起一把银翘解毒片对乐松生说，“我把你送去的药料，打成药粉，加进赋型剂，再压成片，真是毫不费力。”
乐松生说：“那就好，那就好。”
“好什么！”郑启栋说，“你看，这么一片药是 ０．５克重，病人得吃１６片才能达到有效剂量。吃药片哪有一把一把吃的？又不是吃花生豆。”
乐松生这才明白，怪不得这位老朋友的笑让人看着那么怪，原来这就叫“苦笑”。
乐松生只好说：“可不是，研制药片，是为了方便，要是这么一大把一大把地吃，不但不方便携带，还容易噎着。不过，这事咱们还非得办成不可。”
郑启栋教授望着墙上挂着的一条语录“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辉煌的顶点”，凝神思索了一会儿，深有感触地说：“还是马克思说得对啊，科学没有平坦的大道，也没有捷径。看起来省力的‘办法’，往往不是办法，把中药做成药片，也是如此，不是简单地把原料压成药片就行了。看来，必须把有效成份提炼出来，集各种药材的精华于一身，才有可能制造出体积小、效力高的药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