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举动，深受天津同业的赞扬。他们也紧跟而上，踊跃响应政府号召，购买公债。接着，乐松生又回到北京，积极说服乐家各房带头认购公债。当时有人不情愿，他们说：“北京那么多大药铺，凭什么非得我们同仁堂带头？”
乐松生好像是无意中脱口而出：“行啊，不买就不买，那就让刘一峰独占鳌头吧。”
“是那个西鹤年堂的刘一峰吗？他又怎么了？”同仁堂和西鹤年堂本来就是又合作又竞争的关系，一听刘一峰的名字，那几位立刻来了精神。原来，刘一峰因为经营西鹤年堂有方和他的爱国、进步表现，在全国工商联和北京市工商联都担任了重要职务。乐松生告诉那几位，在认购人民胜利公债的讨论会上，刘一峰很痛快地表示：“北京两次物价波动，工商业受了影响。发行公债可以弥补政府财政上的赤字，稳定物价，对于工商业的发展有直接的帮助，所以我们工商界人士是非常欢迎政府发行公债，我们要尽力购买。”
那几位一听就急了：“那不行，要说爱国，咱们同仁堂哪样比西鹤年堂差？”
“怎么着？他鹤年堂有钱买公债，咱们同仁堂就买不起？咱乐家在天津借钱买公债，这是有口皆碑的事。政府对他不错，对咱们也不薄。政府有困难，咱们同仁堂也得有个表示，这公债不能都让刘一峰买了去。”
“对，咱们也买，比比谁买得多！”
乐松生一听，心中暗喜，这本来就是他使的激将法。比谁更爱国，不是比谁赚的钱多更有意义吗？
由于同仁堂等国药业爱国人士的带头作用，加上乐松生的积极动员，北京的中药业超额完成了“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认购任务。
乐松生不惜抵押自己的资产，向银行货款购买公债；不遗余力，动员老乐家的人踊跃购买公债，如果不是出于对政府的信任，对共产党的拥护，怎么会这样做呢？谁还能说这是“投机”、“假积极”呢？
到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党和政府号召大办教育事业，乐松生不仅带头捐献了两万元人民币，还将自己在崇文区的一套三进的四合院，共计有四十七间房屋的私宅捐献给了首都的教育事业。后来，这所宅院成为崇文区一所重点小学的校舍。
刚解放的北京，又脏又旧又穷又破。说脏，有天安门广场为证。为了举行开国大典，北京军民清理掉那里堆积如山的二十万吨垃圾，才使它焕然一新。说旧，当时的北京不仅房屋老旧，而且许多设施陈旧，大多数市民不仅用不上自来水，就连下水道也不通畅。老舍先生的名作《龙须沟》，反映的就是那时的真实生活。那时的胡同则是“无风三尺土，下雨一街泥”，哪里有现在文人笔下的诗情画意？说穷，当时的北京不仅贫民多，而且还有大量失业或无业人员。说破，不仅百姓住的房破，穿的衣裳破，就连新买的袜子都破。新买的袜子为什么会破呢？原来，对那时的普通老百姓来说，连袜子都是奢侈品，有时不得不穿袜子，只好买一种最便宜的袜子凑和。这种袜子是将旧棉线加工成“再生棉线”后，用手工织的，价钱虽然便宜，却不耐穿。北京人会苦中寻乐，会“穷开心”，就给它取了一个生动形象却又叫人啼笑皆非的名字——“过街破”。那意思是，穿上这种袜子，只要横穿过一条街就破了。
经济崩溃，民不聊生，这一切都是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的。当时，北京就连久负盛名的老字号，如全聚德烤鸭店、荣宝斋、东来顺、双合盛啤酒厂、丰泽园饭庄、六必居酱园及大北照相馆等，都因资金短缺而苟延残喘，经营十分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