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０年，乐松生曾经这样剖析自己那段时间的心路历程：“解放前夕，我尽管接到过党对于民族工商业采取保护政策的文件，但心里总是半信半疑的。”后来，“同仁堂发生劳资纠纷，职工代表指名要我（从天津）回来谈判，出乎意料之外地达成了协议。在劳资双方的联欢会上，职工代表推举我为同仁堂经理，使我初步体会到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保护政策是千真万确的”。
乐松生是个慎于思、敏于行的人。没有认清的事，他不干，一旦认清了，就会用极大的热情去付诸实行。他对共产党会如何对待民族工商业有过观望，有过犹豫，但是一旦相信共产党是真的保护民族工商业时，就会以满腔的热情拥护中国共产党及其各项政策。与此同时，他还动员乐氏家族的成员积极支援国家建设，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要承载众多政府和部队机关，因而住房十分紧张。乐家得知部队急需住房时，便主动将“乐家花园”提供给部队使用。
乐家花园原本是清礼亲王府的花园，这里有雕梁画栋、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叠石假山。当年礼亲王因为手中拮据，把府内的秘方押给了乐氏后人，以借银度日。到了清末，扣去抵押秘方的钱，礼亲王的后代欠乐家的债银已达数万两之巨，不得不将此花园抵给乐氏后代。从此王府花园更名为“乐家花园”。
后来，乐家三房的成员又将全部房屋、物品以及园内的数十只梅花鹿折价一千五百匹布，半卖半送地交给了华北军区，军区领导还表扬了乐氏家族，说他们是开明人士。
乐家花园是当时驻京部队最漂亮的房产之一。部队后来根据乐家的建议，把它改建成八一学校，供子女们学习，以后，又将它交给了地方，这就是现在位于海淀区的名校——八一中学。
什刹海的前海附近有一座漂亮考究的宅院，现在的门牌号码是“前海西街18号”。这里原来是恭亲王府的马厩和花园的一部分，民国初年被乐家四房购得后，改建成了一所中西合璧的大宅院。里面古树参天，花香四溢，还有规整的四合院和四梁八柱，磨砖对缝的中国传统式房屋，但它们又经过了现代化改造，因而更加宜居。为了帮助政府解决房屋困难，乐松生将这座宅院的大部分捐了出来，它一度曾做为蒙古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的馆舍。１９６３年，郭沫若副委员长全家迁居此处，直到他于１９７８年６月病逝。现在这里已经辟为“郭沫若故居纪念馆”，这个占地约７０００平米的院落被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那时也有人说闲话：“什么捐献，我看他不捐也不行。就是不捐，共产党也得把它没收了。乐松生不过是顺水推舟，卖个人情，‘假积极’罢了。”
可是了解内情的人却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说：“乐松生可是真心拥护共产党的。捐房是作顺水人情，那买公债呢？乐家兄弟把老本都贴进去了，有这么‘假积极’的吗？”
那些人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了。
买公债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新中国刚刚成立之时，百业待兴，急需资金。为此，中央人民政府在１９５０年 １月在全国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开始发行时，情况很不理想。开国之初，广大工农群众收入微薄，有的甚至连吃饭问题都没有解决，而党、政、军干部还在实行供给制，购买公债，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这笔公债主要靠当时的工商业者购买。解放前他们也购买过各种名目的债券，可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通货膨胀和金融崩溃中，都变成了一堆废纸，气得他们大骂国民党政府“欠债不还”，也因此有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心态，一听说人民政府发行公债，他们踌躇、疑虑、推诿、观望，就是不敢出手买，推销工作十分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