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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形而上学的支撑，辩证方法在没有基点的情况下怎么能发展呢？基础都没有，是无法盖高楼大厦的。因而，没有形而上学为根基，辩证思维只能走上歧路。所谓辩证法在我们中国既没有度，也没有量（这里指的“度”和“量”近似黑格尔《小逻辑》中的“尺度”），什么都能往里装，什么都用辩证法，所以西方来的辩证法理论和我们古代的辩证思想就这样变来变去，最后变成什么都能变的聚宝盆，变成诡辩术了。黑格尔指出：“东方无尺度的实体的力量通过希腊精神，才达到有尺度的有限度的阶段。希腊精神就是尺度明晰，目的就在于给予形形色色的材料加以限制，就在于把不可度量者与无限华丽富有化为规定性和个体性。”①黑格尔是辩证法理论大师，他一再强调形式逻辑的基础性，辩证法应有尺度；没有尺度和规定性，辩证法被滥用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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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非常推崇并希望每个中国人都阅读的一本书《中国人的气质》，深刻地揭露中国人的脸和面子问题的关系。其作者美国人亚瑟?亨?史密斯（中文名叫明恩溥）将中国人的面子问题，放在全书的开篇第一节：“中国人是一个具有强烈演戏本能的种族……中国人是按照戏剧的方式来思考问题的”。 史密斯又说，对中国人来讲，“所有这一切都与实际情况没有任何关系。问题从不在于事实，而永远在于形式……我们不必到幕后去偷看真相，否则将会毁掉世界上所有的戏剧。在复杂的生活关系中适当地做出这种戏剧化的举动，这就是有‘面子’。如果做不出这些举动，忽略这些举动，阻挠这些举动的展示，就是‘丢面子’。” 鲁迅和张伯苓都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是死要面子不要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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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人兼具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能力，不但使他们的艺术流光溢彩，也能向科学的未知领域不断扩展。洋人的绘画，为了写实对人体解剖学都要进行研究，并很早就解决了焦点透视和光线色彩等技术问题，而中国绘画，一直到西洋画传到中国都未能解决上述问题，因此，中国古传统画确实比西洋画存在一定差距，但我们的一些文人和国画家却表现出极不老实的态度，说什么洋人的画是“写实”，我们是“写意”，洋人是“求真”，我们是追求“意境”，这有些太牵强附会了。再怎么“写意”你总不能把山画成骆驼吧，总得让人看出是山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所以我们的一些所谓的什么“家”为了面子什么歪理都能讲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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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我们中国有很多优秀的思想；也有辉煌的科技成果；先秦时，我们也有逻辑思维的萌芽，也有辩证思想。但可惜的是，我们所有的这些文化没有进一步发展，不但没有进一步发展，很多反而被历史湮灭了。而我们还剩下的东西都凝固了或者被曲解了，变成了雨果认为的中国是个保存人类胎儿的酒精瓶。
可笑的是我们的一些文人们在中西文化对比中，总是拿我们古代的哲学和西方的哲学进行对比。孰不知，我们古代的东西，现代中国几乎没有了，我们古代几乎所有的优秀文化，我们都没有继承下来，更谈不上有什么发展。美国的传教士马丁博士在中国工作了60年，他认为“中国人在中华文明未成熟时期所具有的很强的创造力，在现代中国人身上几乎看不到。” 我们真是愧对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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