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测算，全球煤炭的储量大概在9000亿吨，约能开采147年。尽管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部长会议决定增加石油产量，但世界石油价格仍大幅上涨。目前全球每天消耗石油量已达7100万桶，几乎每年增加2%。以每年这个增加数字计算，到2010年，全世界将消耗掉从经济到技术上都容易开采的全部石油的一半。石油天然气可以分为可经济开采和不可经济开采两类：可经济开采的储量大约还可开采40~60年。如果再考虑到全球的煤炭和石油资源分布的极不平衡性，可以预想未来化石能源有效利用的难度将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等新型清洁能源近年来虽然有所发展，但是技术和成本的难题在短期内仍旧无法轻易跨越。因此，化石能源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作为主体，这是人类所面临的现实处境。
三、资源环境的约束
由美国华尔街金融风暴引发的经济衰退已席卷全球，各国都在积极行动，穷尽各种手段应对这场危机。我们应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看待这场危机的成因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应该看到，全球经济危机的一个主要诱因是地球已经不能承受人类社会高速发展所导致的能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的压力。美国金融风暴的形成有三大原因：一是现代金融货币政策制度，体系层面出现了问题和漏洞；二是不同的利益集团围绕能源展开政治角逐；三是快速发展所带来的能源和环境问题已经危及人类自身生存的基础。
现代经济理论认为，在微观层面，任何经济组织的资源都是短缺的，但在宏观层面，现代经济理论没有能源、资源、环境边界的限制，能源被认为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微观短缺造成的极度竞争极大地调动了企业对资源、能源的争夺，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在20世纪全球只有几个发达国家处于快速发展状态时，全球的能源资源供其使用（严格意义是掠夺），发展是可以维持的。然而，当殖民地体制终结，全球各独立国家都要文明发展时，能源、环境的边界限制效应就显露出来。
美国正是这样一个典型。“二战”以来，美国一直处于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而美国式资本主义正是以高消费、高耗能为特征的。美国人口306亿人几乎消费了全球40%的能源。如果全地球的人都与美国人的能源消费水平看齐，理论上需要9个地球才能支撑得起。这种不可持续性酝酿的系统性风险在某种程度上诱发了经济危机。
很多国家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国际金融投机家乔治·索罗斯认为，80年代以来英美推动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潮流，实际上基本解除了对资本流动必不可少的监管，使自由市场最终变成了一种无法约束的“国际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需要对无节制的自由资本主义加强监管，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应当与当今高度复杂和高度依赖的国际经济货币体系相适应。
另一方面，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经历了过去若干年的快速发展后，所面临的迫切任务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变唯GDP论的驱动模式。近些年来，中国经历了登峰造极的长期高速增长。快速行驶的增长列车，如果在拐弯和换轨处也不能够减慢速度，就很容易冲出轨道。近年来中央强调以人为本走科学发展之路，建设和谐社会和两型社会，其实是在中国强劲增长动力之上增加的一个平衡器。
没有人会反对增长，因为这是繁荣和福祉的基石，需要调整的正是增长的方式。正像罗马俱乐部所预言的，我们置身的是一个有限的世界。告别野蛮增长，不仅是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更是为了迈向更为人道和可持续的增长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