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你想得对，但你当心不要在路上被他们抓到。”
回首尔的路比去釜山的路更艰难。辗转曲折，我见到了那个老乡，然后“出现”在市警察局。后来我才知道，那个老乡检举了我，为此还领了一笔赏金。
到了警察局，我惊讶地发现，我们“6·3”示威游行的拟定地点以及参与者名单他们都了如指掌。后来才知道，学生会干部中有人向中央情报局告了密。10年后听说，那人成了中央情报局的要员。
蜕变
我在戒严司令部受到盘问。为了要我交代他们需要的情况，他们用各种方法胁迫我，用得最多的是不让我睡觉。
“小子，我们可以把你塞进冷冻室，也可以把你扔进海里，如果你不想‘意外死亡’，最好乖乖交代！”
我始终咬紧牙关。我得遵守诺言。
审判时我们被转到了地方法庭。出庭时，在野党的政界人士以及宗教界、法律界、文化界人士，还有学生都给予了我们坚定的支持。我们仿佛成了英雄。
最终，和其他“主谋者”差不多，我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关押在西大门监狱。我所在的牢房里有杀人犯、强奸犯、诈骗犯等等，平时这些人都以讲述自己的“传奇故事”打发时间。学生罪犯则把监狱当做另外一片斗争天地开展绝食运动。进行反专制斗争的人也想通过把我们捧成英雄来突破当时的斗争困境。但说实话，我始终觉得我们所做的一切，与那些独立斗士、爱国志士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这只是年轻一代应当为国家所尽的义务，不能将其夸大为英雄主义。
我突然明白了自己在狱中应该做些什么：作为学生，我要把这段时间落下的功课补回来。我一边拼命读书，一边开始冷静地思考人生和社会的意义。
西大门的监狱生活从1964年6月末开始，于10月末结束。法院改判我3年有期徒刑，缓期5年执行。如今回头看，这段生活对我而言，不啻为一种幸运。我在监狱中学会了乐观。在那以前，我一直以为自己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经历过无可比拟的绝望。但是在狱中，我懂得了所谓悲观与乐观都是相对的。在监狱外的人看来，被囚禁之人都是极端悲惨的；但对死刑犯而言，只要活着就是莫大的幸福。艰苦的狱中生活还让我领悟到了人身上潜在的超强的适应能力。刚开始，每天早上分到的水连湿手都不够；一个月后，用那点水完全可以洗手、洗脸。
从当选学生会主席，到逃亡、坐牢，这一年的经历让我从幼虫蜕变成了长着翅膀的成虫！
出狱后，我发现自己一下子成了名人。
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从外婆家寄来的一箱苹果。箱子上的收件人地址让我永远难忘：
“首尔市龙山区，李明博收”
因为穷困，我们几乎和外婆家没什么联系。怎么突然出现这么一箱苹果呢？后来才知道，在看到我被释放的报道后，外婆她们想寄些苹果来慰问，可又不知道详细地址，只大约记得我们在首尔龙山的某个地方。这箱地址不详的苹果居然能顺利到达我家，可见我当时多么有名了。
但这时，母亲的身体因过度操劳，完全垮了。
从日本回来后的二十多年里，母亲没有睡过一天安稳觉，身体自然每况愈下。我在监狱的时候，母亲来探望过我一次。我一看到母亲就知道她病得不轻，可她却努力装出不要紧的样子。那天，母亲直视着我的眼睛，说：
“明博，我一直以为你是个不起眼的小东西，现在才发现，你才是真正了不起的家伙。你的想法是对的，以后就按照自己的信念去做吧，我会为你祈祷的。”
这是母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肯定我。
等到我出狱的时候，母亲已经卧床不起。那年的12月15日，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父亲在京畿道利川度过了他的余生。大哥为父亲准备了一个小农场，父亲一到农场就把母亲移葬过去，并亲自为母亲立了碑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