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风中行走。
回望这六十多年，我从未走过舒适安逸的路。首先是因为生活的时代环境，其次是个人性格所致。我不喜欢走安逸的捷径，我喜欢冒险与挑战所带来的热情与振奋。另外，则是因为我一直无法抛弃“幸福世界”的梦想。我相信，所谓幸福的世界，就是社会安定、经济安乐以及透过文化而获得快乐。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性格与理想，或许都开端于早年如影随形的贫穷……
归乡之路
我是在日本出生的。1945年祖国解放后，父母带着大姐贵仙、大哥相殷、二哥相得、二姐贵爱、妹妹贵粉和我坐上了回国的临时客船。船上挤满了和我们一样心怀憧憬的韩国人。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好不容易保住性命、踏上归乡之路，心情是何等的喜悦啊！谁知，船行至半途，在大麻岛触礁沉没。一家人虽然都被救了上来，但父母在日本辛辛苦苦积攒的一点钱，连同仅有的几件旧衣裳全都被水冲走了……就这样，我们两手空空回到祖国，等待我们的是无边的贫苦。
回国那年我只有4岁，对故乡的最初记忆就是浦项市场街的贫穷。贫穷像石花壳一样紧紧贴在我们家身上，到我二十多岁时还无法摆脱。
我们的父亲出生在离浦项三十多里的庆尚北道迎日郡兴海面德城洞的一户农家，是三兄弟中的老幺。家里的一小块地都分给了两个哥哥，因此父亲年轻时就离开了故乡，到处流浪。在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他学会了养猪和养牛的技术。
1935年，父亲和几位老乡一起去日本闯荡，在大阪附近的牧场干活。每天天不亮就得起来挤牛奶、割牧草、喂家畜，靠着拼命劳作和节俭，终于攒下了几个钱。在日本暂且安定之后，父亲临时回国与母亲结婚。不久，他们便一起到了日本。
回国后，父亲在“6·25”事变之前找到了一份工作，在同志商业高中财团理事长所有的牧场上干活。母亲则在浦项市场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卖水果。我从5岁起就是父母的小帮手了。
“6·25”事变爆发时，我还在上小学。那年，母亲带着我们七个孩子（弟弟相弼是父母回国后出生的）到兴海大伯家避难，父亲则继续留在牧场上干活。我记得，那是一个炎热的上午，弟弟相弼哭闹个不停，姐姐贵爱就背着他在院子里玩耍。突然有飞机飞过的声音，紧接着屋顶上响起轰隆隆的爆炸声。不知道过了多久，可怕的声音终于停息了；可是，姐姐和弟弟呢？
家人惊恐地奔向院子，姐姐和弟弟倒在院子中央，额头、后背汩汩冒血，全身烧伤，惨不忍睹。
母亲几乎要昏厥过去。看两个孩子还有一口气，她疯了似的拼命往山上跑，采来草药敷在姐姐、弟弟身上。对于我们这样的穷人来说，买药是不可能的。但最终，姐姐和弟弟还是在痛苦中停止了呼吸。他们惨死的模样和母亲哀痛的神情，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从那以后，战争和南北分裂对我来说不再是抽象的概念。
父亲因战争失业后，我们一家人不得不搬到了山脚下的一座寺庙。那座寺庙是以前日本人建的，大家都叫它“赤山寺庙”。15个家庭挤在一间屋子里，连个生火的地方都没有。住在这里的当然都是穷困潦倒之人，从早到晚，打架的声音、喊饿的声音、临死的呻吟声不绝于耳，没有一天能睡好觉。每天我们全家人都得出去找吃的，但即使这样也很难填饱肚子。
那时候，我们家最主要的食物就是酒糟—粮食酿酒后剩下的渣子。作为家里最小的儿子，我每天都要去酒厂买酒糟，而且一定要买最便宜的那种，一天两顿都用酒糟充饥。因为酒精的原因，我全身一直是红红的。日后到公司工作，我之所以能在酒席上“胜人一筹”，或许就是小时候吃酒糟练出来的吧。我把它看成贫穷留给我的一种财富。
失去牧场工作的父亲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开始做布料生意。这种买卖的“生财之道”全在量尺上。布料商告诉父亲：量布的时候要把尺子叠起来一点，最后再“大方地”让出一点送给顾客，如此这般才能赚钱。但是，父亲的秉性不容许他这么做。所有布料他都一寸不少地量给顾客，末了再免费赠送一点。父亲的这种即使在困境中也要凭良心做事的态度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但是，当时还在念小学的我，最切肤的感受还是贫穷的苦涩。午饭时间，其他同学都在吃饭，而我只能拼命往肚子里灌水。水不能充饥的感觉，没有经历过的人又如何体会得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