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韦一光发言的时候，他已经想好了怎么应对，既然不好正面应对，还不如剑走偏锋，低调为人，从检讨自己开始，表明政府工作的不足和对孙正权的支持，这样既能让孙正权感到满意，也不会让丁志强难堪。等韦一光说完，他便接着说。他首先肯定了舆论监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表明政府要虚心接受媒体的批评与监督，然后又结合上访事件，才引到了问题的根子上。
“我向孙书记、向各位常委表示深深的歉意，因为是我们政府的工作没有做好，没有做细，才导致了这次群众上访和网络新闻事件，给我市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说到群众上访，那天正好丁市长有事不在政府，我本来是要与台商去谈招商引资事宜，谁料到下楼后看到大门口已经围了不少上访群众，我只好向他们问清了上访的原因，得知他们的要求比较合理，我当场向他们做了承诺，然后又跟踪进行了落实。要说我们的责任，一是门卫上传下达工作做得不够好，让上访群众在门外围了将近半个小时，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二是处理完这件事后，我们没有再深入到村民中去做调研、做安抚，才导致了网络新闻事件。作为常务副市长，我有推卸不了的责任，也诚恳接受孙书记的批评，引以为戒，吸取经验教训，把政府的工作做好。通过这次网络事件，我更希望通过争创全国精神文明示范城的活动逐步深入，把我们的工作做得更细，擦亮金州新名片，以此来洗刷这次事件造成的负面影响。”
何东阳讲完，他无法从孙正权的脸上看到是否满意，却从丁志强的脸上看到了阴沉。他知道丁志强不满意他的发言，丁志强希望他对孙正权的工作提出质疑，形成对抗，他当然不能去做，已经不明不白地让丁志强当枪使了一回，不能再让他当枪使了。他只好揣着明白装糊涂，主动承担了所有的责任，表面上看是为丁志强在解围，实际上却维护了孙正权的权威。官场之道，道可道，非常道，有时候拿自己开涮是最好的解围，也是一种韬光养晦之策。
市委和政府的两位二把手发完言后，其他人的发言更是无关痛痒了，有的只是对前面发言的重复，有的对网络一阵痛斥，说现在的网络虽然发达了，却也把人的思想搞乱了，国家今后得整治一下。一直等大家说完了，才轮到了丁志强。
丁志强这才不慌不忙地说：“首先我向大家申明，我不是总结式发言，总结是孙书记的事，我不能抢了孙书记的权。”说着勉强地笑了几声，大家也附和着笑了几声，然后他才转入正题说，“刚才听了大家的发言，感慨多多，我就只讲三句话——两个感谢、三个说明。第一句话，首先要感谢孙书记代我受过。不管这件事的真相如何，也不管报道上指责得是否准确，单就孙书记这种代人受过的精神，值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好好学习，尤其是值得我学习。第二句话，感谢各位常委对我的理解，更感谢对我的批评和帮助，虽然你们的批评不够严厉，但是我理解你们的为难在什么地方。第三句话，说明几件事。一是那天下午我并没有外出，就在市政府办公室，当时我正在接省委顾副书记的一个电话，外面所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人向我通报过，我也不知道。如果有人向我通报了，或者是我见到上访群众了不理不睬，那我就是罪孽深重，可这一切我都不知道，这真让我感到莫名其妙。二是关于网络报道的真实性问题我始终心存质疑，包括这篇文章在内，我不是不接受网民的监督，如果是真正的反映民心的报道，真正忠于事实的批评报道，我接受。如果有人别有用心地恶搞，或者是带有一定的目的性，利用这样一个平台夸大其词、恶意损伤他人，我要是接受了，岂不是助长了这些别有用心之人的阴暗心理？我认为不排除这样的可能，因为报道人既不留真名，又不写地址，足以说明写文章的人心态不够光明磊落。前面有的同志讲了，我觉得很好，网络监督需要不需要，当然需要，但是在这泥沙俱下的网络报道中，我们必须要鉴别，不能一味地拒绝，也不能一味地加以肯定。三是直接责任和间接责任的关系问题。现实往往就是这样，你不干事，永远不会承担责任，你要干事，就必须要有承担责任的心理准备，我已经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我不怕工作出问题，也不怕担风险，如果前怕狼后怕虎，肯定一事无成。就拿这次城郊样板房工程来讲，我是顶着许多压力来干的，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了改善村民的居住环境，打造城市新名片，扩大金州的投资环境，为争创全国精神文明示范城注入新的活力与内容？现在出了问题，我有没有责任？当然有，但是我的责任仅仅是检查督促不力。我的观点一向很明确，谁的工作谁负责，谁的失误谁承担，分工明确，责任到人，不能今天工厂里因为工伤事故死了一个人，来追查市长的责任，明天婆媳吵架，婆婆跳楼了，也来追究市长的责任，要是这样，还需要县长区长乡长干什么？市长不是救世主，基层的事不可能面面俱到，也不能越俎代庖地承担责任，工作是需要层层分解管理，事故也是分层承担的。村里的拆迁出了事，村里、乡里、区里没责任，都加到我这个市长的头上恐怕有失公平吧？如果市长能承担这么多的责任，还要其他机构干什么？我是一个直来直去的人，说话不会绕弯子，不当处还望大家包涵。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