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我们要讨论一下主题，后来的作家们会将这些主题加以运用、延展或者复杂化。不过，坡的创新并不仅仅体现在与情节有关的元素上，虽然后来的作家们使用了这些情节，但是未必都充分阅读过他的作品。坡塑造了史上第一位虚构侦探——C.奥古斯特杜宾骑士。侦探将罪犯绳之以法，显示出他要比叙述故事的朋友聪明得多。近一个世纪以来，大部分侦探小说都沿用这种一成不变的模式。这个朋友可能是榆木脑袋，比如华生医生、波洛的同伴黑斯廷斯上尉或者菲洛万斯的伙伴约翰F.X.马克汉姆检察官4；也许或多或少还能同侦探的聪明脑袋公平地较量一下，就像埃勒里奎因的探长父亲或者桑代克的朋友杰维斯；甚至也可能发挥出他的聪明才智，好比哈纳得身边温文尔雅的半吊子侦探里卡多先生。不过他作为记录人必须在场，至少人们首先就会联想到这点。当然，话不能说得很绝对，例外也是有的。“全知侦探搭档＋笨拙助手”的杜宾模式仍然是绝大部分作者都会效法的。
坡按照自己的设想（或者说他所希望的设想）塑造了杜宾。他“出身富贵，确实是名门子弟”，一部分是因为坡痛恨民主政治的均一化理念，一部分是因为养父对他的成长缺少关心，想要弥补这个缺憾。他经济窘困，但这个浪漫主义人物（不像坡）很少关心金钱，“（他）精打细算，好不容易才能维持温饱，倒也别无奢求”。他相信——也是坡相信——智力无比重要，强烈的浪漫思想促使他天刚破晓就关上寓所的百叶窗，直到“时钟预报真正的黑夜光临”才走到街上。和后来的福尔摩斯一样（柯南道尔完全承认了自己的这种借鉴），杜宾通过观察同伴对待外部事件的反应，比如同伴被一个头上顶着篮子的水果商碰到时的反应，推测出同伴心里的想法。他借助纯粹的分析推理解决面对的难题。杜宾有贵族气派、傲慢，明显无所不知，他是坡时常幻想的那类人——一架没有感情的推理机器。
推理机器不会对人的动机和心理感兴趣，只是对人的行为做出正确的推理。必须重申，坡并没有太重视这几篇小说。他在一八四六年的一封信中写道：“这些推理故事如此受欢迎，不过是新瓶装旧酒罢了。我并不是说它们在方法和营造氛围方面没有创新，但是人们的评价言过其实了。”1这些故事是他天才般的头脑所作的练习，分析对象是他感兴趣的事情，他提到方法的“氛围”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仔细分析杜宾系列的全部故事就会发现错误，而这些错误能摧毁其中理性的推理。
1引自一八六四年八月九日，坡写给菲利普彭德尔顿库克的信。“这些推理故事”指的是《莫格街谋杀案》和《失窃的信》。
劳拉里丁对《莫格街谋杀案》的评论性文章是其中最值得注意也是最不为人知的批评。她讨论了猩猩利用窗户进入和逃出房间的方法，而警察没有发现窗户是由弹簧卡住。她指出，这一安排本身极不可能：一座破旧的四层楼房里的屋子为什么会设有这样的装置呢？关于这扇窗户，最好还是引用里丁小姐的原话：猩猩从避雷针跳到窗户上，两者的距离是五英尺半。百叶窗宽三英尺半，可以像门一样关上，从而罩住整个窗户，还贴着墙。它抓住百叶窗上部的“格子”，身子一摆进了房间，直接跳到床头上，还没被人发现。[床头遮住了部分窗户。——朱利安西蒙斯] 这是不可能的。坡在某处暗示那是一扇双层升降窗：他提到“下面的窗框”。但是他没有说是否只移动了下面的窗框，还是两个都移动了，或者是否两个窗框连成一个整体。如果仅仅是下面的移动了，那么猩猩抓住百叶窗把自己向后摆（不可能向前）进入房间的时候，应该被窗户的上部分挡住，而不能直接落在紧靠着窗户的床头上。如果只有下面的一半移动了，那么也只有下面的一半是开着的。但是，如果上面的也移动了，猩猩从窗户爬出来，把身后的窗户关上，按照这样的说法，上面的窗框不可能被隐秘的“钩子”扣住……窗户应该仍然是开着的。
我从来没有看到侦探小说家对于这篇细致的批评做出任何回答，似乎他们还不知道有这回事。坡在后来的版本中做了一些修正。他增加了窗框上坏掉的钉子的长度，缩短了房子和百叶窗之间的距离，但是这些改变并没有使他摆脱这篇批评。
《玛丽罗热疑案》的有趣之处在于它与一桩真实的谋杀案相仿。“我用一种新颖的文学方式处理我的构思，”坡在一八四二年六月四日写道，“我相信，我不但阐明了女孩是被一群流氓所害这个想法完全是错误的，而且给调查人员提供了有关谋杀方式的新灵感。”小说发表三年之后，他在脚注中解释道：“两个人的招供……不仅完全证实了大概的结论，而且证实了得出结论所需要的所有推测性的细节。”除了一两个例外以外，评论家们都认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而且都说坡“破解”了案子。事实上，他根据写作需要改动了报纸上的信息。虽然欺骗了读者，但是案件仍然悬而未决，而比较可信的结论是玛丽罗杰斯大概是在一次流产之后意外死亡。坡在小说中说“很明显发生了谋杀”，可他在去世前一年的一封信中承认：“凶手‘海军军官’承认（意外死亡是由于企图堕胎造成的）……但是，为了亲戚们着想，我不能透露更多。”海军军官确有其人，尽管我们只有坡提供的供词。真正重要的是，这篇小说是建立在玛丽罗杰斯被谋杀的基础之上，如果她是意外死亡，就打破了故事的逻辑。
坡认为，《失窃的信》“可能是我的推理故事中最好的”。或许他是对的。有几位作家注意到了其中的瑕疵，但是故事并没有因此受到严重打击。其实，杜宾只可能看到信的正面或背面，所以他不可能既看见“大黑印章”（在背面）又看到“纤细的像是出自女人之手的”地址（在正面）。
这样追求细枝末节的批评对坡来说会不会太过分？对，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如此挑剔下几乎任何一篇“推理故事”都会黯然失色。但是，批评也是有意义的，因为坡宣称他笔下谜团故事的最主要优点在于它们是推理实践的典范。如果推理是错误的，优点也会受到冲击。对坡来说，这些小说主要为了表达他反对体内那股力量的愿望，像他形容杜宾的那样——“为了深夜的魅力而偏爱深夜”。与此相对的是，病态之人所具有的难以名状的罪恶感。比如，小说《威廉威尔逊》里，主人公感觉自己要对“说不清的错误和不可原谅的罪恶”负责，他捅死了自己蒙着黑面具的另一重人格，即精神上的自杀。在这些毋庸置疑的天才们寻找某种完全原创模式的过程中，侦探小说和谜团小说只是扮演了一个小角色。坡作为侦探小说之父是无可争议的，但是他的鼻祖身份却并非有意为之。他认为自己的情妇是艺术，其实她是奇情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