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要一想到正在进行中的战争浩劫，而且有越演越烈的趋势时，就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轻松地说些慈善的话了。我常常在梦里看到流血、目睹杀戮而惊醒过来。
1913年秋，我们又开始忙碌于访问和演讲旅行。在华盛顿，我们乘过摇摇晃晃的乡下电车；在纽约州，我们搭过第一班早车，这班车子每经一处农舍就停下来收牛奶，一路上不知停了多少次。
我们到德克萨斯与路易斯安那时，正值洪水刚过不久，路面仍有不少积水。我们虽然安坐车内，仍然可以感受到汹涌的洪水冲打着车厢。忽然间传来“砰！”的一声巨响，乘客们纷纷探头外望，原来有一截粗大的浮木撞在车厢上。水面上漂着许多牛马的尸体，令人触目惊心。我们搭乘的那列火车的车头，竟然拖着一株连根拔起的树木走了好长一段距离。
邀请我们去演讲的有城市里的学校、妇女团体，也有乡村和矿区的组织，有时也到工业都市去对劳工团体演讲。如此深入各阶层后，我对人生又有了一番不同的认识，而且觉悟到自己过去的想法过于天真了。以往我常想，虽然我又盲又聋，可是仍然可以获得相当幸福的生活，可见天下无难事，只要肯认真去做，所谓的命运是奈何不了我们的。可是我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我之所以能克服许多困难都得力于别人的帮助。我如此幸运，出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有疼爱我的父母亲，然后又得到莎莉文老师及许多好友的协助，才能接受高等教育。可是一开始时我并没有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
现在，我深深懂得，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地达成自己的愿望，环境的影响仍然很大。在看过工业区、矿区中那些贫苦的劳工后，我尤其深刻地体会到环境对一个人所造成的压力。
这种想法逐渐变成了一种很深的信仰，不过我并不因此而感到悲观，只是更加强了人类应该自觉助人的观念。现实环境固然可怕，但人类应该保持希望，不断奋斗，至于那些处于顺境的人更是有义务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1914年1月，我首次有机会横越美国大陆。尤其令我高兴的是母亲能够与我同行，给我带来不少方便。母亲喜欢旅行，而我终于有机会让她一览东起大西洋滨、西迄太平洋岸的美国大陆风光了。
演讲旅行的第一站从加拿大的渥太华开始，然后是俄亥俄州。途中曾一度转往伦敦，再回到密歇根州，随后是明尼苏达、爱荷华，如此一路向中西部行进。
母亲在旅行中的兴致一直都很高昂，只是不时担心我会太劳累了。我们能到加州也令母亲欣喜异常，因为她特别喜欢加州，尤其爱上了旧金山的海滨，经常在黄昏时徜徉于沙滩上。她一再对我表示加州的气候是如此宜人，海边风光更是令人流连忘返。
我和母亲曾搭汽船出海，母亲又爱上了尾随在船后的海鸥。她拿出食物来喂它们，引诱它们停下来。母亲还是个天生的诗人，她以吟诗般的口吻向我描述落日余晖下的金门桥。她以崇敬的口气告诉我，美国杉是“自然界的王者”，因为美国杉的庄严肃穆令人折服，甚于那些山川大泽。
我现在一面写作，一面重温当时的愉悦，那一点一滴的快乐又浮现在眼前。我仿佛又看到“崖之家”，看到我与母亲在用过早餐后走出“崖之家”，来到奇岩林立的海边嬉戏，足迹踏遍那些长满蓝色、黄色小花的可爱沙丘。
当我站在双子海角享受大自然的清爽空气时，母亲把我拉到她的身边，无限感慨地对我说：“看了如此宜人的景色后，我过去的悲哀、不快都一扫而空了。”
由这个海岬，可以看到远处的城市，以及从海岬沿着海岸延展着的繁华街道。我们还可以从海岬上望见街市上的钟楼，每隔五六分钟，就有一班渡轮从海港中鸣着汽笛缓缓驶出。
我第二次横越大陆的演讲旅行是在1914年10月开始的，这一次是由秘书汤姆斯小姐陪着我。
秘书的工作委实不轻松，从演讲的接洽、订约，乃至修改日程，收拾善后等等各类事情，无论巨细皆由秘书一手包办。这些事情有时相当烦人，幸好汤姆斯小姐非常能干，做事利落，处理问题井井有条，如有余力还能照顾我的生活起居，整理内务。我真不敢想象，如果没有汤姆斯小姐的帮忙，我们将面临什么样的情况。虽然我们从卡内基先生那儿得到一笔款项，但仍不能放弃自己认真工作的原则，再说我们的开销也相当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我们无法再像过去那样随心所欲地到各地旅行演讲了。我只要一想到正在进行中的战争浩劫，而且有越演越烈的趋势时，就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轻松地说些慈善的话了。这段时期，我常常在梦里看到流血、目睹杀戮而惊醒过来。同时，一些出版社和杂志社向我索稿，希望我写一些比较新潮有趣的文章，可是满脑子充满着机枪响声与军民惨状的我，哪里有心情写这些文章呢？
当时，我觉得最遗憾的是，我收到数千封来自欧洲的求援信件，可是我却一点儿办法也没有。说得难听点，我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自己还要靠四处旅行演讲来糊口。我们所属的团体在这段时期，展开了热烈的反战运动，希望能阻止美国加入这场世界大战。可是，也有与我们持相反立场的团体，他们为了促使美国参战不遗余力，为首的就是过去的老罗斯福总统。
莎莉文老师和我都是坚决的反战者，认为应该极力让美国避免卷入战争的漩涡中。因此，从1916年开始，我们就到堪萨斯州、密歇根州、内布拉斯加州等地四处做反战演讲，可惜的是，我们的努力没有成功。
我们前往每一个可能的地方去宣传我们的想法，有时在最豪华的大礼堂，有时在临时搭设的帐篷里。当然，有不少听众与我们产生了共鸣，遗憾的是，当时的报纸却多半不支持我们的立场，其中某些报刊态度的转变令人感慨万千。过去他们总极力夸大其词，赞美我是“时代的奇迹”，或称我为“盲人的救世主”，可在这个时候，只要我的内容稍涉及社会或政治时，他们就视我为左翼走狗而大肆抨击。
听众里当然免不了有些人不同意我们的反战论调，再加上大众传播战争思想，因此，全美各地都在迅速地弥漫着参战热潮。
当时我的失望真是无法形容！1916年秋，我终于沮丧地回到连杉的家中，想抚慰一下疲惫的身心。可是连杉也无法令人愉快，因为汤姆斯小姐请假回苏格兰去了，梅西先生也已离开(编者按：梅西先生于1914年与莎莉文分居)，只有女仆易安很高兴地迎接我归来。她把房子重新整理、装饰了一下，要我静待满园的花开，可是她哪里知道我连一点儿赏花的兴致也没有。最后，我想到打电话请母亲来，才多少排遣了些寂寞的心绪。
又过了不久，莎莉文老师由于长期疲劳与烦忧交逼，再度病倒了。她咳个不停，医生劝她在冬天时搬到布拉夕度湖畔去住。如果老师再离开的话，这个家将是人各一方，再也没有能力雇用易安了，而我们又这么喜欢易安，舍不得让她走，她再一走，连杉的整个生活必定停顿。
我一直为了这事感到烦恼，以致无心工作，甚至不能静下来好好地思考。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到人生乏味。
我常常恐惧地自问：“如果老师也像我有这种悲观的想法，那该怎么办呢？”
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了莎莉文老师，将会是多么寂寞无趣呀！她不在我身边的话，我一定什么事情也没办法做的。每思及此，我就更为不安。
我之所以对一位青年动了感情，就是在这种极端无助的心情下发生的。
有一天晚上，我独自在书房里沉思，那位暂代汤姆斯小姐的年轻秘书忽然走了进来。他以平静温柔的态度向我倾吐对我的关怀，我当然深感意外，但随即为他的真诚所感动。他表示：如果我们结了婚，他将随时伴着我，为我阅读，为我搜集写作资料。总之，原先莎莉文老师为我做的一切他都可以做到。
我静静领会了对方这一份爱意后，心中不禁升起一股莫名的喜悦，几乎无法自持地发抖。我从内心里已经打算要把这件事对老师和母亲公开，可是他却阻止我说：“我认为现在还不是时候。”
停顿了一会儿，他又说道：“你知道，莎莉文老师目前正在生病，而你的母亲又不喜欢我，如果这样贸然地去告诉她们，可以想象得到，一定会遭到反对。我看我们还是慢慢来，以后再找机会对她们说吧。”
此后，我俩共同度过了一段相当美好的时光，有时并肩在森林里散步，有时则静坐书房，由他念书给我听。
直到一天早晨，我醒来后正在换衣服，母亲忽然急匆匆地跑进房来问我：“今天的报纸上有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海伦，你已经答应要和人订婚了？”
母亲说话时双手微微地发抖。这时我一方面由于没有心理准备，相当惊骇，另一方面想替对方掩饰，因此随口就撒了谎：“根本是胡说八道，报纸上每次都登载一些荒唐的消息，这件事我一点儿都不知情。”
不仅对母亲如此说，连对老师我都不敢承认。母亲迅速地辞退了他。我现在想起仍觉得很纳闷，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何要撒谎，以致使母亲、老师和那位年轻人都感到痛苦。我的一场恋爱便如此终结了。
这一年虽然充满了烦恼，但也终于过去了。
布拉夕度湖的气候相当寒冷，老师的病并没有多大起色，因此，到了12月底，老师就和汤姆斯小姐一起前往暖和的波多黎各，一直待到翌年的4月。她们在波多黎各期间，每个星期都写信给我。
信上常常提到波多黎各的美丽风光、宜人气候，还兴奋地描述她们从未见过的各类花卉。就在这时候，美国参战了！老师被这个消息吓了一跳，因此提早在4月回到连杉。不过老师的身体却一直到次年的秋天才真正完全康复，因此，人虽然回到连杉，但仍有一年多的时间无法四处演讲。
没有工作，我们的存款当然一天天减少，我们计划把连杉的房子卖掉，另外找一幢较小的房子。
当真要离开一个居住多年的环境，那份不舍之情真是令人鼻酸！室内的一桌一椅忽然都变得分外可爱，充满了感情。尤其是那张我常常在上面写作的书桌，以及书橱，还有我经常伫立面对庭园的大落地窗、樱花树下的安乐椅等，更是让我难舍。然而，离别的时刻一旦来临，也只有洒泪挥别，把它们装在我记忆中最值得怀念的一角了。
我们带着感伤与无奈离开这幢住了13年之久的屋子，心中唯一感到安慰的是，虽然不住在此地，但这幢可爱的屋子仍将对另一家人发挥它的用途。
目前，这房子成为波士顿约丹·马许百货公司的女职员宿舍。虽然房子已经易主，但对于它，我仍然怀有一份主人的关爱。因为，那儿有我太多值得回味的往事，它代表了我生命中最精华的10年，有笑有泪，更重要的是充满了生命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