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内，一个学者，伏案写作，或叼着烟斗在一排排书架间徘徊；窗外，一个少年，放学途中每日被这灯光吸引，自问：我长大后会不会也有这么一间书房。
少年日后成名，他叫萧乾；而学者当年是负盛名的大知识分子，如今却淡出了人们的记忆，他叫陶孟和。
那是上世纪20年代初期，陶孟和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此前留学英伦，1912年他20余岁时，便与同学梁宇皋搜集资料用英文编写了《中国乡村与城镇生活》一书，被称为中国社会学的开山之作。
“五四”运动前一年，陶孟和在《新青年》上撰文倡导“社会调查”，宣称：“我向来抱着一种宏愿，要把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全调查一番：一则可以知道吾国社会的好处，例如家庭生活种种事情，婚丧祭祀种种制度，凡是使人民全体生活良善之点，皆应保存；一则可以寻出吾国社会上种种凡是使人民不得其所，或阻害人民发达之点，当讲求改良的方法。”
八十余年后，有人重新记起此文，并把它贴到社会学论坛上，称“此文值得一读，发表于1918年，恐怕是近代最早的农村社会经济调查的文献”。
陶孟和曾主持创建北平社会调查所，后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由他长期担任所长。该所进行的一系列研究，蜚声海内外。
1949年后，陶孟和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名义上，这个职位和他此前的学术声望是相称的，然局内人日后回忆：陶孟和是文科，解放后不兴文科，他在科学院没多少实际的工作（管出版、图书），开会也可以不叫他来。
研究者发现，年过六旬的陶孟和虽是科学院的副院长，却是一个“可有可无不尴不尬”的人物，这从当时某实权人物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在科学院工作时期，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科学院的重大事项，郭老（郭沫若）、李老（李四光）、竺老（竺可桢）、范老（范文澜）和我都事先交换意见，统一思想，然后再交院务会议通过。”按说陶孟和也是副院长，但却不在“事先交换意见”之列。
更根本性的打击来自，上世纪50年代后，整个社会学被作为“政治上不正确”的专业予以取消，科学院的社会学所也被改为经济所。据说，此后陶孟和显得很消沉，几乎“随之销声匿迹”。
关注过陶孟和的学者智效民这样评说：“一个德高望重的学者，到头来居然连安身立命的专业都保不住，其内心的痛苦和精神上所受的打击可想而知。”
近十余年知识界风尚，社会学渐成一门“显学”。然而风气之迁移，却更像是断裂后的重生，而非承续中的进化。
在这一点上，著名逻辑学家金岳霖晚年的一番话可算看走了眼。“陶孟和先生是我的老朋友，后来同我发生了矛盾，但是，那是个人之间的小事，作为有大影响的知识分子，他是为当时的人所钦佩，也是应该为后世的人所纪念的。”
如今，遍查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陶孟和”名下的十数条书目，均是他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印行的旧本。1949年后，他非但没有新著，甚至也没有再版过其旧著。民国大家之中，此种境遇，可谓“悲凉”，或谓“蹊跷”。
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关于陶孟和，有一点是切切值得纪念的。从专业出发，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各方的损失估计和谈判情况相当了解，所以当抗战中社会学所困于四川李庄时，他提出战时经济研究和损失估计务必早日进行，以便为日后谈判赔偿问题提供资料。据此，社会学所进行了大量艰苦的专题研究。
虽然1972年中国政府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但正如研究李庄学术史的作家岱峻所言，当时毕竟开展了一项很有预见性的工作，“放弃也是一种权利，陶孟和们工作的意义在于，让我们知道放弃了什么和放弃了多少。”
智效民曾写过一篇文章纪念陶孟和。文末引用陶孟和早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一段文字，叫做《我们小民的希望》，以一个社会学家的立场向当权者提出三项要求：一是尊重生命，二是尊重财产，三是尊重人格。
有人在网上见到这篇纪念文章，感慨于所引陶孟和数十年前的呼吁，跟帖曰：“我们小民尊重这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