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同机车厂农场劳动，也逃脱不了阶级斗争，每天劳动之余就是搞阶级斗争。所谓阶级斗争就是找一个老实人做阶级敌人，动员大家去斗他。那时候领导我们小组斗争的是一个姓刘的老同志。他的思想非常“左”，整人也很有一套。他选了李展云作为斗争的对象，天天开会斗他。其实李展云是个再老实不过的人，可是因为是地主阶级出身，所以抓他没错。后来刘同志调离大同厂，临走时向我诉苦，说为党忠心耿耿，可是得不到重用，感到非常委屈。我在车间劳动时，我们小组长姓穆，也是一个为党忠心耿耿的党员。他出身很苦，家里非常穷。他一个月才挣42？郾5元，二级工的工资，属于最低的一级，所以最有革命性。他工作上处处带头，阶级斗争毫不动摇，是一位党的坚决支持者和依靠者。可是后来我听说他患了附睾结核，必须摘除睾丸。这个病完全是营养不良造成的。他每顿饭只吃咸菜，没有任何营养，生病可说是必然的。这些人到后来是这样的下场，很令人寒心。
阶级斗争无处不在。大同厂的农场有阶级斗争，放假我回北京也碰到阶级斗争。大概是1971年的国庆，我获准回北京探亲，手里拿着农场领导批准的回京探亲证明，没有这个证明就不能买进京的火车票。经过近十个小时的路程，天亮时到达北京西直门站。回家团聚的高兴劲自不待言。不料当天夜晚半夜时派出所来查户口，检查我的探亲证明。民警硬说我的证明是假的，他居然能够判断说这张证明是先盖的章后写的字。于是把我拘留，把我塞进一辆吉普车，和其他十来个同样问题的人一起送到了北京建工学院的一座楼里（这是事后才知道的。当时只感觉绕来绕去，兜了不少地方，收集了更多的人，最后在黑暗中到了这所楼）。这个民警明明是故意刁难，因为他完全知道我是这个家庭的一员。要讲出证明是他最有资格出这样的证明。现在别人出了证明他倒反说是假的，可见是故意刁难。这件事发生在国庆节的前一天。
我爱人不见我回家，非常着急，可是没法打听。我在那个楼里和十几个人同处一间小屋，打的地铺，那些人也都是所谓的阶级敌人，看样子都有过类似的经验。管事的警察挨个询问我们，还问我们要粮票，要伙食费，因为不让我们回家就得供饭。由于要粮票、钞票，才能和家里取得联系。我在那儿被关了三天三夜，最后放我们出去，可是假期也满了，只能回大同去。这件事茅以升知道后也非常气愤，说《宪法》保护公民的权利，这样做完全违反了《宪法》。他是全国人民代表，可是也对此毫无办法，只能发几句牢骚。我回大同后向领导报告了此事，得到领导的同情，后来农场给我补了假期。
我在拘留期间认识了不少被当成阶级敌人的人，他们大多数是一些文化不高的工人或普通居民，多半是和邻里相处不和，遭受诬告而受到迫害。中国传统的邻里关系是互敬互爱，尊老爱幼，可是阶级斗争把它改变成互相怀疑和仇视。阶级斗争给中国社会造成的深刻破坏确实是非常可怕的。
因为百货大楼要扩建，1971年10月我们搬家离开大阮府胡同去了干面胡同，脱离了这位民警的魔掌。干面胡同的民警态度好一些，没有找我们的麻烦。1977年冬我们搬到现在住的地方南沙沟。我们在这儿已经住了33年。这儿是部长楼，是国务院高干的宿舍，民警对住户非常客气，当然阶级斗争的历史也改变了民警的态度。这里的公安来我家多次，都是为了我的言论有点出格。开始他们不大了解我，后来对我有了更多的了解反倒同情我起来，每次来都很客气。我过生日的时候还送来花篮，还送我戏票。我们的关系很好。为了上述的几件事派人跟我谈过话。我很理解来谈话的人也是不得不应付，照章办事而已。他们心里真正想的和我差不多。从他们谈话时吞吞吐吐、非常拘束的样子能感觉出来。这和毛泽东时代搞阶级斗争截然相反。那时候斗人的人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挨斗的人垂头丧气。现在却反过来了。
我每次从大同回家是全家最高兴的时候，当然最高兴的是孩子们。假期中我们夫妇俩推着儿童车去中山公园，车里面坐着茅燕星，她还很小，茅为星跟在后面跑。偶然能在中山公园买到花生，那使我们喜出望外。后来我们搬去干面胡同，离开中山公园太远，就去日坛公园。再后来北京要修地铁，把城墙挖掉，去日坛公园的路变得坑坑洼洼。“文化大革命”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我们也偷空找乐子。但是一到晚上静下心来，就想到未来的日子，不知道会碰上什么不幸，被抓？被斗？挨打？坐牢？甚至被杀，都有可能，心里没有任何安全感，天天生活在恐惧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