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
我自从当了“右派”以后，每次运动不是“运动员”就是阶级斗争的靶子。我尽量谨小慎微，不声不响，夹着尾巴做人。不论别人怎么骂我、斗我，永远是忍气吞声。这种性格使我能够适应各种环境，不为所动。最近网上有许多网民骂我，有人为我担心，怕我受不了。其实我毫不在乎。比起“反右”、“文化大革命”，这种骂人算文明多了。不过我十分为我们的青年一代担忧，他们怎么样才能变成现代社会的一员。当然，这也不怪他们，他们对是非根本没有搞清楚。
“文化大革命”来临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那天我从王府井大阮府胡同的家里骑车到西直门外上班，在路上听到广播，我就知道事情不妙。果然不错，铁道研究院也开展运动了。首先被揪出来的就是老运动员。我被集中挂牌、批斗、劳动。到8月份北京城进入横扫“地富反坏右”的疯狂阶段，我住在靠近王府井东安市场，那里天天都有被打死的小业主从东安市场用板车拉出来。北京市委后来发了通知禁止杀人。但是没用，武斗照样进行着。有一天一大早我从家骑车上班，一出门经过王府井百货大楼（我家就和它挨着）看见地上横着一个人，旁边一摊血，分明是从楼上跳下来自杀死的。1966年8月23日有十来个红卫兵来到我家，说我是“右派”分子、资产阶级，要抄我们的家。把我父母亲、两个小孩、我爱人都赶到隔壁人家的厕所里，翻箱倒柜，想找反动材料，整整抄了一个晚上。幸亏我们没有什么材料，只找到我们集邮册里有蒋介石60诞辰的纪念邮票，算是唯一的反动证据。（我们四兄弟姐妹集邮十几年，集了几万张邮票，用一个大铁箱装着。抄家时被没收，最后不知去向）大多数人并不懂得什么是抄家。抄家就是要查到每一个角落，甚至掘地三尺。第二天我们回家的时候都不认识自己的家，已经面目全非。接下来把我们的全部衣物封存，一个星期后用三大卡车运走，只剩下身上穿的几件夏天的衣服。我们被抄家，周围的人就趁火打劫，到我们家来“捡破烂”。
最危险的是8月末的一个早晨，我和我父亲被叫出去扫街。一边扫，一边有红卫兵用带铜头的皮带抽打，每打一鞭身上留下一个小洞，血就流下来。我非常恐惧，并且意识到我们很可能像东安市场的小业主一样被打死。幸亏早上马路上的人还不多，没有多少围观的。否则围观的人中很可能有别的红卫兵，一起插手打我们，要不了几分钟就会没命的。我们命不该绝，忽然来了一位骑自行车的女同志，车上插了一面小旗，上面写着“要文斗，不要武斗”，下款是“西城联动”。那些打人的红卫兵看见联动来了，立刻一哄而散，这才救了我们一命。事情就是这么不可思议。联动是一个以打人著称的红卫兵组织，被联动打死的人至少有几百。但是后来纠偏，联动变成了一支和平力量。我们运气好，联动打死人的时候刚过去，反而救了我们父子俩。我妹妹的一个同学叫兆南，是中学老师，就被学生打死，惨不忍睹。
抄家之后红卫兵给我们每个人6块钱的生活费，全家立刻陷入经济绝境。我每天要上班，中午在研究院的食堂吃饭，要花钱。因为劳动我的鞋破了要修理，也要花钱。自行车要配车铃，没有铃不让上路，也要花钱。小孩最难适应这种变化。孩子要买江米条，也没有可能。孩子问我，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原来的日子。茅以升听说我们被抄了家，叫保姆送了两条被子来。起初，我相信被抄的东西会还回来，因为没有理由侵犯个人财产。可是两年后有人看见写着我的名字的计算尺在崇文门拍卖行出卖，我才知道我们的东西永远不会回来了。最后落实政策，把剩下的没有拍卖价值的东西用三辆板车送回来了。不过存在王府井工商银行里的一个首饰盒折价15元还给我们，里面的首饰都没了。里面本来有我妈和我爱人的嫁妆首饰，还回来时都没有了。最可惜的是那一箱几万张的邮票，影子都没见着。抄家后我们过了一个多月苦日子，到9月15日发工资，我和我父亲都拿的是原工资，这才松了一口气。“文化大革命”中有钱人都挨了整，被抄家、降薪，社会的购买力大幅度下降，物价因而下降。我们的工资没变，所以生活水平反而上升了，顿顿吃鸡鸭鱼肉。一些被降了工资的亲戚朋友来我家改善生活，赞不绝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