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的暧昧(6)

名利场

依据英国《前景》杂志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公共知识分子俱乐部”就不再是一个修道院,而是一个名利场。

1998年,《南方周末》在杂文作家的风潮中,不经意地推出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的时评《退伍军人不该进法院》。法学教授的专业素养使得这篇时评不同于嬉笑怒骂的杂文,其对政法领域的舆论干预,不仅引发了轩然大波,还使贺卫方教授从小圈子冲进了公众视野。

6年之后,他的名字出现在《南方人物周刊》公共知识分子50人的名单中。

他可能没有想到,作为知识分子的他,头衔一旦加上了“公共”的前缀,就获得了一个媒体封赏的“爵位”,从此步入大众媒体和学术圈共同制造的名利场。

活跃在这个名利场中的知识分子,当然不限于50人。如果我们祛除《南方人物周刊》关于公共知识分子定义中的正义感,抛弃道德评价,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名单上可以写上更多的名字。

假设让我开列一个名单,创办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俱乐部”的话,这个俱乐部的会员会挺多、挺庞大。因为我对公共知识分子的界定,依据的是英国《前景》杂志的定义,是波斯纳法官的定义,是一个没有道德评判只有状态描述的定义: 活着,并且活跃在媒体中。

根据这样的定义,“公共知识分子俱乐部”就不再是一个修道院,而是一个名利场。这个名利场的开发商,可以往大了说,也可以往小了说。

往大了说,是激荡的社会情势。30年来,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冠以各种名目的体制变革,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催生出一个包罗公共事务的巨大的公共领域。目不暇接的公共议题,日益显现出普通人认知能力的局促,他们需要判断、解释、评价。情势如此,知识分子们想不上场,想不公共,是不可能的。

往小了说,是激增的公共媒体。20年来,公共媒体伴随社会变革快速增长,媒介确实如社会学家所说,变成身体的延伸。不管出于媒体竞争的需要,抑或其他,反正,公共知识分子们要感谢CCTV,感谢凤凰TV,感谢一大堆各式各样的TV,感谢.com,感谢.net,感谢一天25小时也点击不完的门户网站,是它们,让一拨拨的学者,不仅活着,而且活跃于名利场中。

也许,道德感极强并且的的确确为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社会承担巨大社会责任的公共知识分子,不能接受名利场这个词。如果是这样,那么,请您息怒,我没有贬斥谁的意思,我所做的只是一个中性的客观的描述,因为你能保证自己的行为动机不在于追名逐利,但你不能保证“活着,且活跃于媒体”的其他学者,都像你一样为使命感而活着。再说了,你要怨,也只能怨公共知识分子这支队伍中冒出了“安徒生的皇帝”,不能指责说出真相的“小孩”。

依我个人混迹新闻界的经验,能够赢得名利场开发商的亲睐,跻身公共知识分子俱乐部的学者,大致有以下四类:

勤奋正直,就像美国反智电影《阿甘正传》中的阿甘,学术道路上,他们诚实、守信、勇敢、勤勉,只知付出不图回报,最后出发却率先冲向终点,秦晖和他的同志们基本上属于这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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