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头看，我的那位媒体朋友还有自知之明，晓得徐是卖个“佛面”。事实上，现实中看破自己“僧面”轻微的商业记者并不是很多。据说，很多记者都认为联想创始人柳传志把他们当朋友。一位媒体圈内颇有影响的总编辑说，这只是柳善于做人的缘故，事实上柳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记者朋友。
究其本质，财富明星们热待记者，不是因为媒体对他们的商业有着难以估量的正面价值，就是担心媒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属性坏了他们的事业。在他们的力量还不够强大的时候，他们希望媒体能够给他们以支持，商业上的支持是吹捧他们的公司和产品，道义上的支持是监督那些对他们不够友好的衙门作风浓厚的衙门人。我的一个前同事曾满怀义愤地说，某某不是个好家伙。她的理由是，2000年前某某三天两头寻她和她的哥们姐们，一旦要去纳斯达克上市，便一阔脸就变，现在更不用说了，上富豪榜了，想请他的秘书捎个电话都成问题。
其实，也没有什么想不开的。财富明星们早就通过一些途径传达过他们对媒体记者的认识，只是大家沉浸在友谊的假象中未能觉察而已。２００２年前后，我听过一个业内笑话，说北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财富明星，领着几个下属去上海出差，晚上在一个休闲娱乐场所，觉得无聊之时，对一个下属说，打电话喊几个记者过来玩玩。闻者打趣说，怎么你的口气，就跟找几个“小姐”来玩玩差不多？
或许，以“小姐”来比照财富明星心目中的商业记者，可能过了些。但商业记者的价值在财富明星那里真的是“公器”的价值，而非记者个人有什么了不起。从《财经》对银广厦的揭露，到被商业媒体穷追猛打的“新疆首富”、“上海首富”，过去的几年里，财富明星们对商业记者的态度已经大为好转。他们没有想到，从前都将他们当做伟大的商业故事中的主人公来描述的记者们会真的朝他们砸“砖头”。当亿万富翁孙大午在媒体的声援中走出囹圄，摆脱牢狱之灾，有财富明星感叹： 他们的力量真的不容小觑，他们还真的可以为我所用啊！
为我所用的时候，当然不止于身陷囹圄的那一刻。２００４年初，京都众多房地产专线记者都收到一位京都地产大亨的电子邮件，声称当年的房价还会再涨。一时间，舆论四出，“涨”声如潮。末了，建设部官员公开不点名地批评该地产大亨，利用媒体炒作房价。
平心而论，财富明星利用媒体，瞧不起商业记者，也与部分记者和部分媒体的不自重相关。个别记者一接过财富明星们的“红包”，什么公器，什么公共利益，什么商业道德，就统统去他妈的，连装都不愿意装了。最经典的丑闻，当数拿金元宝替财主消灾的真实故事。少数媒体以公共利益的名义，用“黑吃黑”的方式，逼迫财富明星们去他们的媒体上做广告，很有些绿林好汉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