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中国的初次分配出现了什么样的结构性问题呢？在众多的因素中，有两个互为关联的因素显得特别重要，即国有企业的垄断和中小企业的不发达。如果比较一下亚洲几个非常成功的经济体即日本和“四小龙”，就可以看到中国所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较之早期西方经济发展，日本和“四小龙”经济体可以说都是学界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即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但是这些经济体中，非国有部门尤其是中小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经济体中，私营企业占有超过四分之三的资本，也就是说，政府企业只占四分之一的资本。中小企业的壮大也为日本和“四小龙”造就了比较公平的社会财富的分配。但现在的中国则不一样，研究表明，中国的国有企业占有四分之三的资本，但其产出只占全部企业产出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也就是说，中国大量的资本流向了国有企业，但尽管国有企业占有着如此之高的资本比例，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其效率却非常低下。
不能简单地认为国有企业必然有问题。国有企业也有很成功的例子，如新加坡的国有企业。但中国的国有企业则问题丛生。国有企业发展依靠的是政府的保护和垄断，创新不是国有企业的主题词。在很大程度上，国有企业通过各种机制把民间财富转移到国有部门，进而，国有企业犹如独立王国，可以自行决定员工的工资水平，而不用向国家上交其所拥有的巨额利润。这又大大加深了社会的收入分配差异。中国的基尼系数从八十年代的0?郾25上升到九十年代的0?郾38，又上升到现在的大约0?郾5，为亚洲最高。而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高速经济发展期，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郾34和0?郾29左右。
更为严重的是，国有企业的这种优越地位非常有效地制约着中小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的发展。国进民退，与民争利是国有企业存在的一大特色。到今天，中国的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仍然面临着包括资本和政策在内的各种困局。在日本和“四小龙”，中产阶级的经济依托就是中小企业，中国没有强大的中小企业，中产阶级也自然没有制度性依托。
同时，政府的很多政策因为其制定缺乏科学性，变成了“掠夺”中产阶级的有效手段，包括房地产、金融股票、教育等等。民间所说的“新三座大山”（即住房、看病和上学）一直有效地制约着中产阶级的成长和发育。在很多地方，包括城市，早就存在中产阶级贫困化的趋势。城市新贫民无疑增加了社会底层阶层的人数。
首要的是改变经济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