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社会”和中共的“中产阶级”观
中共十六大报告使用“小康社会”的概念，其政治含义是非常深远的。这并非仅仅是对邓小平理论遗产的继承，而是中共对未来中国整体社会发展理想及其治国方式的一种表达。在很大程度上说，这个概念比中共在强调的“三个代表”还要重要。为什么这样说？
“小康社会”比任何概念更能表达中共一直在追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首先，它不仅是对西方“中产阶级”概念的刻意拒绝，而且也是对西方式民主的拒绝。在西方，人们一般习惯使用“中产阶级”的概念，“小康社会”实际上也就是中共的“中产阶级”观。“中产阶级”的概念尽管早已经为大陆知识界所接受，但是中共的官方语言中从来就没有使用过这一概念。更重要的是，“中产阶级”是西方民主话语的一个有机部分，中产阶级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和西方代议民主相关联。十六大报告既然否定了西方式的民主，也就必须拒绝使用“中产阶级”的概念。
其次，“小康社会”和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相关联。在邓小平之前，康有为早就使用过“小康”的概念。中国具有数千年的平均主义传统，“小康”是整体社会的理想，而巨大的贫富差异的出现则是社会动乱的前兆。中共使用“小康社会”的概念是其对中国特色的一种特别的表达，其中隐含着的平均主义理想也是可以为中国社会下层所能接受的。
再次，“小康社会”的概念表明中共的目标就是要无产阶级“中产阶级化”。毛泽东时代中国的老左派似乎要把中国社会的无产阶级永久化。尽管老左派还有些市场，但改革开放已经使得这种状况不可能。尽管中国还有相当一部分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分子，但是谁也不想回到那个无产阶级的时代。提“小康”的概念表现了高层所说的与时俱进，否定了传统共产党的无产阶级理想。全面进行小康社会建设就是要使得中产阶级普遍化。
第四，提“小康社会”既是对党内左派的回应，也是对新生资产者阶层的前奏性限制。2001年江泽民“七一讲话”容许私营企业家入党以后，在党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不同意见普遍存在，有些甚至公开表示反对。尽管高层发动的学习教育运动遏制了不同意见，但是高层不能忽视它们的存在。这次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算是对反对派的一种正式回应。因为说到底，这是邓小平提出的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另外一种说法。
但是，很显然，这也是对新生资产者的限制甚至警告。十六大期间，大多数人的焦点都放在了私营企业家入党方面，私营企业家也成了这次会议的重头戏。但是，没有任何理性认为这个新生阶级已经真正成为中共的依靠力量了。“小康”的概念表明私营企业家所主导的经济发展必须迁就于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在社会的大多数还是很贫穷的时候，不可以出现大资产者或传统意义上的“大户”，否则就会出现革命性的不稳定因素。实际上，高层很难忽视近年来中国社会上左派力量的兴起，以及社会存在着的大量的驱使社会向“左”转的因素，如“三农”问题、失业下岗情况的恶化等。
“小康社会”尽管包含有诸多的理性，但它给高层的“三个代表”理论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从表面上看，如很多人所解读的，两者是一致的，认为中共通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代表社会上大多数的利益。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如果把“小康社会”和“三个代表”两个概念放在一起，就是说，一要发展，二要公平分配发展的成果。要发展，就要依靠私营企业家和其他非国有的部分。这就表明，政策必须向私营企业家倾斜。但是，要公平发展，就要对私营企业家加以诸多的限制，政策向社会下层倾斜。理论上说，两者可以同时做到，但中国并不存在这样的机制。
如果各个社会阶级都能表达自己的利益并能表达于国家的政策过程中，那么他们的利益可以被代表。但中国没有这样的自下而上的利益表达和聚合机制。一些社会阶层如官僚阶层、红色资本家和私营企业家可以通过非正式的途径影响决策，但另外一些阶级如工人和农民则没有。没有利益的表达，利益的代表也就成了空话。所以，“三个代表”最多就是党自上而下地用自己的方式来“规定”和“代表”各个阶级的利益。
“小康社会”是中共“中产阶级”的特殊话语，但中共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支撑并提高其统治合法性的中产阶级，而不是一个能够挑战其权威和导向中国民主化的中产阶级。在西方，中产阶级和民主政治相关联，那么，在中国，“小康社会”是否表示民主政治的不可能呢？提出这个问题具有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意义。
原刊于《信报》2002年11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