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平乐坡地上的一处寻常的小院落，从冬瓜岭上了坟，和亲戚们一起吃斋饭归来，我就住到嘉玉的祖屋里去了。
在我陌生的堂屋墙上，挂着莲生外婆的画像，是她唯一的儿子嘉玉为母亲画的。亲戚们告诉我，她叫叶四姑，是一个很符合民国情境的寻常女子名字。莲生与姑姑都与他们的外婆很亲密，他们的家与外婆当时的家，只相隔五间屋。
在她旁边，挂着嘉玉的照片。他也已经去世。他是莲生最要好的长辈。嘉玉作为家中最小的男孩子，与莲生岁数相近，他们的感情一直很好。在莲生读桂林初中时，他们晚上曾睡在同一铺床上。日后他们走的却是不同的道路。嘉玉一直留在桂林，在代理美国壳牌石油的桂昌行做账房先生，人称王老爷。后来，却又败落到在平乐街上卖香烟。这两个对莲生最亲的亲人，此刻在墙上看着我。晚上，家中前来探望的亲戚们渐渐散去，夜色浓黑，有时传来林中人家看家狗的叫声。
尚忠家的电脑里存着一份家谱，以及文华为嘉玉记录的晚年回忆。我在平乐夜晚一团浓黑的寂静里，读到了那些我从未了解过，但却始终有种奇异的熟悉的人与事。读着文华清晰而带着些古意的叙述，感觉十分新奇。
与我未见过嘉玉一样，文华也从未见到过莲生。
文华的记录里提到了莲生和他的那些书：
如同巴金笔下的高觉慧一样，那时青年看过了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普遍接受了新的革命思想。当晚间相聚的时候，常常为了讨论时事及社会上的某些问题，辩论至深夜仍是不休。新旧两种思想的冲突尖锐而又激烈，如水火不相容，常对一个问题争论个三五天，面红耳赤仍互不相让。
到底是年轻人懂得看清问题的实质，莲生看到舅舅思想保守落后，觉得对问题的争论收不到说服的效果，以后便不再与舅舅争论。莲生改变了办法，开始介绍一些进步的书籍给舅舅看，希望以此打通他的思想。第一次莲生拿回了两本书，一本是《法朗贬值》，另一本是《中国往哪里去》。嘉玉看完后觉得不错，对客观分析问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于是莲生又陆续介绍了《经济学》、《历史唯物论》、《唯物辩证法》、《社会发展史》和《联共（布）党史》等书籍给嘉玉阅读，使嘉玉的眼界宽了许多，初步看清了当时的不合理现象。渐渐，两人开始可以思想一致地讨论问题，融洽相处了八九个月之久。直至莲生与表妹陈月珍一起离开桂林，前往延安。
一九三二年至解放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留在桂林的嘉玉却在桂昌行的招牌下，极为混得开。以至于每日花天酒地，夜夜笙歌。后来，他年老体衰，每日只能坐在门口的花坪前打发时光的时候，还回忆起他年轻时是多么风光，腰里揣着成色十足的金条，去澡堂里洗澡，伙计们远远见着，都是殷勤地小跑着过来，恭敬地称呼王老爷，并小心伺候着的。他说到"特察里"这个词的时候，脸上骤然神采飞扬，良久的出神，仿佛又回到了年代久远的那些个春风沉醉的晚上。后来我才知道，"特察里"是解放前桂林歌妓聚集的娱乐场所。
但嘉玉对自己保留的二百多本社会科学书籍一直相当珍惜，"白色恐怖"时期里，仍是冒着危险亦不毁弃，直至解放后。一九四七年长子王尚德在平乐高中念书时，嘉玉亦将这些书籍介绍给他阅读，并在其同学中散播开来。这些在当时买不到的书籍使王尚德的思想得到长足的进步，并在解放前加入了共产党，参与组织平南游击大队并担任政治指导员。
深夜里，我打开房门，去看看嘉玉。
他在墙上安静地看着我，我能找到他与莲生面部相似的轮廓，特别是他们老年的时候，在颧骨和鼻梁处，非常相似。他与莲生的友谊一直保持到晚年，九十年代莲生回乡，只在嘉玉家叙旧，别的什么地方也没有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