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生意不会一帆风顺，在京温商还时常遭到种种歧视。就如，北京某展销会不接收零星个体摊商的申请，数千家浙江村个体户一筹莫展。但是，在这?封闭的、理想化的小世界里，温州人做着自己心目中的大生意，演绎着草根商业及人性的启示录。
他们日夜加班，用自己廉价的人力，去挑战这座城市的商业竞争规则；他们薄利多销，市场上198元一件的皮夹克，他们卖120元，“仍然有得赚”。他们隐忍、沉默，丝毫不敢张扬与狂放；他们焦虑、挣扎、不断幻灭，可从不放弃最后的希望。终于，温州货充斥大街小巷，浙江村风光无限。
十三叔看来，温州人最牛的地方就是“四海皆商机”的那种钻研劲儿，一个口渴的普通人在沙漠里看到一条河，首先想到的是解渴，若换做一个口渴的温州人，他先?到的肯定是生意。在他们眼里，这尘世间，几乎所有事情都可以用商业来衡量。
北京市东二环金宝街，一处写字楼底层有家海鲜大排档，闹市中，并不起眼，也绝不高档，菜价也相当平民。可排挡周围停放的车辆，奔驰S600、宝马760、沃尔沃S80、保时捷卡宴，不一而足。再一听，都是叽里呱啦犹如外语的温州方言，偶尔蹦出几个词儿，不是海外买楼，就是购置豪车。十三叔参加过一次他们的饭局，局中人居然在谈收购阿拉伯半岛的某家电台。而十里堡桥东南角某家××海鲜，也是在京温州商圈爱聚的一地儿。这家海鲜酒楼的装潢也要比金宝街的大排档奢?豪华许多。
这就是温州人，有时低调得可怕，有时又高调得可恨。
温州商人有个说法：“我开奥迪去谈生意，生意就有可能滑掉；如果我开宝马去，那么生意还能谈；如果我开宾利去，我就占据主动权。”
还有更夸张的，一块“88888”的车牌，经历了30多轮的竞价，一位温州老板以166万元的价格拿下，当时被称为中国最昂贵的车牌号。如此昂贵的车牌，却只挂在了一辆普通的宝马7系上。于是，就出现了车牌居然比车价还贵的怪现象。
显然，温州人在消费方面有时也显得很不合理。我认识的一位从事奢侈手表经销的欧洲人说过：“在欧洲卖掉一块表最快也需要4小时，人们把购物当作一种享受，要精心挑选一块最适合自己的表，要知道一块最便宜的入门表也要10万元人民币以上，而面对温州客人，我创下一小时卖8块手表的纪录。”
相比于在北京城“土生土长”的温州人，山西人是另一种情形——省内的乐趣已经见怪不怪，他们需要更大的舞台，去消耗、也去增长自己的财力。
北京，成了不二选择。
在北京的王府饭店、国贸酒店，常年包住的有很多就是山西富人。他们一桌饭少则几千，多则上万。他们喜欢歌厅、桑拿。这也是他们来北京最初的目的之一，因为省内正在治理整顿。
20世纪80年代末，山西太原的歌厅在全国闻名遐迩，全市大大小小的歌厅足有上万家。有江湖低级段子称：山西某领导嫌乱，准备抓一批卖淫嫖娼者，歌厅的小姐纷纷取款而逃。殊不知，此率导致银行告急——银行的存款一天竟被提走一个多亿。
不知道歌厅小姐的钱是否大都来自山西老板？但这种仗着老子就是有钱，就是爱撒钱的不讲理之风，一直延续至今。
在北京市西三、西四环间，聚集着来自山西的富人群落，他们喜欢去一些位置偏僻的不知名夜总会。缘何？并非在意开销。在以煤老板为主体的这个圈子里，文化是稀缺品，他们一般没什么文化，品位自然也不高，但就是有钱。
大大小小的煤老板中，很多人都是初中毕业，甚至连小学都没念完。他们常年在外闯荡，头脑活络，能说会道，而且颇不安分。
北京城有位张姓老板，据他对我说，20世纪80年代，他和老婆在县城里开了家火锅店。后来，赚了点钱，就买了一辆二手车跑运输，积蓄越来越多，胆子也越来越大。1990年代末，煤价下跌，大部分煤炭企业都在亏损。于是，县里对煤矿生产经营权进行拍卖，他把几十万元的家底一股脑投进去，就像一个赌徒。从2003年开始，山西煤炭进入“超白金岁月”，他也就发了家。
发家的煤老板，生活是很有做派的。这种做派不是精英阶层的小资情调，而是封建社会的地主遗风。
以另一位王姓老板为例，全家人都搬到了北京，就在京郊买了块地，修了一座偌大的宅院，高墙耸立，上面还有铁丝网，活脱脱一个监狱。里里外外雇了数十个工人，有男有女，热闹非凡：有护院的，有做饭的，有烧锅炉的，有当保姆的，还有专门喂狗的饲养员。这私家宅院就是一座小型城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