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时在位的苏丹穆罕默德·本·优素福却不那么顺从。他自幼接受法国家庭教师的教育，1927年，在他17岁时即位，成了西北非洲阿拉维王朝家族第18位苏丹王位继任者。他之所以能继承王位，主要是因为法国认为在政治上容易驾驭他。但是，尽管贪婪奢糜，工作上他相当勤奋，笃信伊斯兰教，倾向于支持民族主义者争取独立的要求。1947年，在一次引人注目的演说中，他表露了摩洛哥加入阿拉伯世界的心迹，要求摩洛哥的民族渴望得到认同，从而公开了他与法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其后，他甚至拒绝签署法国颁布的政令，造成了行政僵局，大大激怒了殖民当局。
法国开始报复，他们怂恿苏丹的敌手柏柏尔人首领组织大规模游行，要求废黜他的苏丹王位。以此为借口，法国政府于1953年8月20日正式废黜了这位苏丹，将他与他最年轻的妻子及爱妾们一起流放到科西嘉岛，后来又转往马达加斯加。随后把他年迈的叔父，一位富有、但从未涉足过政治事务的地主推上了苏丹王位。
可是，被流放的苏丹很快成了民族主义运动的核心，团结起城乡民众、中产阶级和小农阶层，投入一个共同的事业。暴力和动乱遍及城镇和农村，事态不断发展蔓延，最终一支以民族解放事业为宗旨的军队应运而生。
自1881年，法国占领突尼斯以来，一直面临着同样的民族主义骚乱。突尼斯有25万人的白人社团，这些白人千方百计抵制任何政治改革，引起民族主义者的不满，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暴力抗争活动。在这场斗争中，突尼斯贝伊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这位贝伊是一位精力旺盛的人物，在自己的王宫里到处有他收藏的各种钟表，豢养着一批侏儒匠人。他还酷爱天文学和炼金术，每天花去大量时间沉溺于其中，在自己的实验室里调制神秘的药品和制剂。
推动变革的实际上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中产阶层。他们的领袖哈比卜·布尔吉巴出生于1903年，是一位充满活力的律师，曾在法国接受过教育，有一位法国妻子。在他的生涯中，不知道有多少次出入监狱。1934年，他创建“新宪政党”后不久，就被流放到撒哈拉沙漠，在那里待了20个月。释放后，他来到巴黎，游说自己的主张，要求“以一个允许人民参政的宪政政权取代专制君主政权”。1938年，他再次被捕，在突尼斯和法国的监狱里被囚禁了四年。1945年，法国重新控制突尼斯，布尔吉巴乘一艘走私船逃了出来，来到开罗。在那里，他做了不少努力，争取从阿拉伯世界募集资金得到帮助，但所获甚微。1949年，他返回突尼斯，游说法国人实施改革。1950年，巴黎新一届政府接受了突尼斯向内部自治过渡的措施。但是，改革受到法国移民的巨大压力和阻挠。布尔吉巴打算前往联合国申诉，但遭到逮捕，起初被带往撒哈拉沙漠，随后又被转移到盖利特岛，那是地中海的一个岛屿，位于比塞大以北约40英里，岛上除少数捕捞龙虾的渔民居住外，荒无人烟。两年后，他又被带到另外一个岛屿关押，那是与布列塔尼海岸相望的格鲁瓦岛，直到法国政府再度更迭后，才决定将他转移至巴黎附近的香蒂利。与此同时，突尼斯的政治暴力势头在持续发展。
为避免战争向整个北非地区蔓延，法国决定调整政策。阿尔及利亚是法国利益和投资十分密集的核心地带，与法国本土一样，是法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应不惜一切代价捍卫。而摩洛哥和突尼斯对法国的重要性相对次之，没有不可或缺的根本利益。
年6月，布尔吉巴返回突尼斯，欢呼的群众有的聚集在码头，有的等候在通向贝伊王宫的街道两旁，欢迎他的凯旋。两天后，赋予突尼斯内部自治权的协议最终签署。1955年11月，本·优素福从流亡地返回摩洛哥，在民众的欢呼声中恢复了王位，并被法国政府正式认可为“穆罕默德五世陛下”。1956年3月，摩洛哥和突尼斯双双获得独立。
而对阿尔及利亚来说，等待着它的还有六年多的残酷内战。
“黑脚”中的“极端分子”开始走上阿尔及尔街头示威游行。在此压力下，法国总理居伊·摩勒于1956年同意将驻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军队增兵到50万，力图粉碎叛乱。为保证足够的兵员，他不得不将兵役延长到30个月，并动员起预备役人员。与此同时，为取得军事胜利，政府获得了“特别权力”，宣布暂时中止公民享有个人权利。实际上，法国投入了一场“全面”战争。
军方变得越来越强势。1956年10月，他们竟然搞了一次令人震惊的行动，劫持了本·贝拉乘坐的从摩洛哥飞往突尼斯的飞机。此前，本·贝拉在摩洛哥访问，为民阵弄到一船军火。本来，他要乘穆罕默德五世提供的私人专机，飞赴突尼斯出席一个讨论停火问题的会议，这个会议由摩洛哥和突尼斯资助举办，并得到摩勒的支持。可是，直到最后一刻，才得知国王专机上没有座位了，于是，他只好改乘一架摩洛哥航空公司的飞机，飞机机组人员全是法国人。获悉本·贝拉的旅程不再受到国王的保护，阿尔及尔的法国将军们决定，在阿尔及利亚领土上迫降摩洛哥航空公司的这架飞机。结果，本·贝拉未经审判在法国监狱中被关押了五年。
劫持本·贝拉本是公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黑脚”们却为之欢呼雀跃，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愤慨，也深深激怒了布尔吉巴和穆罕默德五世，打消了二人居中调解的念头，促使他们更加坚决地支持民阵。同时，这次事件也使法国失掉了一位潜在的“对话者”、一位愿意接受谈判的阿尔及利亚领导人。而摩勒惧怕军方和“黑脚”们会做出强烈反应，因而既没有愿望、也没有权力释放他。
年，战争从农村转向了阿尔及尔市区。民阵实施暗杀活动，在酒吧和咖啡馆搞爆炸行动；“黑脚”暴徒则针对穆斯林平民采取暴力反击，局势急遽恶化。在此形势下，总督罗伯特·拉科斯特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将维持城市治安秩序的责任移交给了军方，实际上放弃了对阿尔及利亚的文官管理权。在一名资深军官雅克·马絮将军的指挥下，四个伞兵团开进阿尔及尔，封锁了喀士巴区，挨家挨户进行搜查，逮捕了数千名嫌疑犯，带往拘留中心进行审讯。城市被划分为区、分区、街区和楼，每一个单位都编上号码或是字母，无时无刻不处在卫兵和告密者的监视之下。此情此景，让人回想起纳粹德国占领下的法国。穆斯林聚居区甚至用铁丝网被封围起来，四周有探照灯不停地照射，只要民阵胆敢发动大规模侵袭，就会遭到残酷镇压。
在审讯中心，军方动辄使用酷刑。一种常用的工具叫做 “gégéne”，意思是“发电机”，即采取电击的方式施以酷刑。其他方式还包括有水刑和模拟溺水。阿尔及尔警察局秘书长保罗·泰特根曾经是法国抵抗运动的英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本人曾九次遭受纳粹酷刑。他在辞职书中写道：“参观拘留中心时，在一些在押人员身上，我辨认得出残忍的酷刑所留下的深深的伤痕。14年前，在盖世太保的地牢里，我本人也曾遭受过这种酷刑。”据他估计，军方审讯期间“失踪”的人数达300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