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第一眼便注意到，他们都没穿大衣。那是1979年3月的一个清晨，正好是周一，父亲开车送拉里上学。一路上，福特皮卡尾部都拖着蓝色的烟雾。春假开始了，又结束了。然后，突然来了一股极冷的寒流，冰冻了土地，连母亲养的鸡都懒得出笼。车窗外的冬青树连成一片模糊的绿，他坐在父亲车里，沉迷于手中的书。拉里读八年级，对斯蒂芬·金的书非常着迷。父亲刹车时，他正在看《午夜行凶》。
在弯道处的商店旁，站着高瘦的黑人妇女和她儿子。男孩和拉里差不多大，拉里曾在学校里见过他，是新来的。他很奇怪，商店都还没开门，他们一清早大老远跑来做什么。天寒地冻，男孩却只穿着很薄的破牛仔裤和一件白衬衫，母亲穿一条蓝色裙子，被风吹得紧贴在身上。她头上裹着一块布，嘴里呼出的气成了一缕缕白雾，就像从纸盒里抽出的纸巾。
父亲开着车，并没有停下。拉里回头，看到男孩和他母亲都在向车里张望。
拉里回过头说：“爸爸？”
“嗯，亲爱的儿子。”父亲答道，踩了刹车。他将车倒回，探身打开拉里一侧的车门。拉里母亲在车座上铺了旧军用毯。母子二人在一阵冷风中上车，关了车门后，冷空气还久久不散。他们四人在车里挤作一团，拉里的两边分别坐着父亲和那男孩。拉里觉得很不自在，因为自己和父亲从未有过肢体接触，既没握过手，也没挨过打。那一瞬间，四人坐在车里，好像躲过一场大灾，松了口气，异常安静。拉里能听到那男孩牙齿打战的声音。
然后，父亲说：“拉里，加点儿温度，让他们暖和暖和。”
拉里将空调拨到“高温”档，不一会儿，身旁的男孩就不哆嗦了。
“爱丽丝，”父亲说，“给他们介绍一下对方。”
“拉里，这是塞拉斯。塞拉斯，这是拉里。”那女人的口气，好像早就认识拉里。
拉里摘掉小牛皮手套，与塞拉斯褐色细长的手匆匆一握。尽管如此，拉里还是感受到了他皮肤冰凉的温度。如果借给塞拉斯一只手套，他们都会有一只温暖的手。拉里想这么做，但是要如何开口呢？
塞拉斯和母亲身上都冒着烟囱的味道，拉里猜到他们的住处。父亲拥有五百多英亩土地，大部分在夏博镇的东南角。从土路边半英里处向田里张望，就能看到一个绿树环绕的旧式小木屋，仿佛土地上鼓起的一个包。里面几乎没有家具，泥土地面，不通电，也没有自来水，只能生炉子取暖。但是，他们什么时候搬进去的呢？谁安排他们搬进去的呢？
父亲和那个叫爱丽丝的女人正在谈论天气多么寒冷。
“差点儿把我那破罐子都冻掉了。”父亲说。
“呃。”她说。
“你没有经历过类似的冷天？”
“没有，先生。”
“在芝加哥也没有？”
她没回答，车里一片尴尬的静默。父亲打开收音机，天气预报员说寒冷的天气还要持续几天，大家最好整夜开着自来水龙头防冻。
拉里偷看了一眼身旁的男孩，然后继续看书。他很害怕这些黑人孩子。十一岁那年的秋天，拉里开始上七年级。县里的学校重新划分区域，他从福瑟姆的公立学校被迫转到夏博的学校，学校里80%（包括教师和一个副校长）的人都是黑人。学生基本上都是工厂工人、伐木工人和木材运输司机的孩子。拉里不擅长的事情——排球、美式足球、滚球和躲避球——黑人孩子们都擅长。那些孩子们经常玩球，技巧娴熟，犹如魔术师，满脸兴奋，跑来跑去。他们不读书，也不能理解拉里对读书的热情。现在，拉里望向塞拉斯，看见他双唇紧闭，余光扫过自己的书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