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似乎已看破红尘，对世间的污浊、虚伪、凶残感到厌烦。她在1993年1月5日日记中说：
今天午后，病房里突然紧张起来，大夫、护士往来穿梭，原来在抢救和我只隔一间房子的危重病人……到午后5时才安静了下来……那屋里的一张写字台被挪到走廊里……我知道，一定是人已不在了……我想到，有一天我也会有此情景。生生死死，人的生命谁也奈何不得……我很平静，静静的等待那天到来。届时，我的灵魂脱离了躯体，飞向浩茫的天宇。当我回首下望时，灰蒙蒙，雾茫茫，好污脏的人寰！熙熙攘攘，为名来，为利往，一片血腥……
现在，她不像过去那样，一提死就恐慌和紧张。她心平气和，静静地等待着自己的终结。
1994年春，母亲的肝右叶发现了一小块可疑物。专家嘱每两月检查一次，监视其变化。这时母亲的思想有所变化，出于对巴金老人的尊重，她重做遗嘱：
（给家中人的）
日于香山
遗 嘱
我手中现在还有约26万人民币（美元2万8千，另有稿费约3万元人民币）。我如死，这些钱要这样分配：
一、赠现代文学馆拾万元。
二、分李蕴昌陆万元。
三、余拾万元，每个后代分贰万伍千元。
我如继续活下去，每年各种开支，需从贰拾六万元中用去约贰万元左右，以次类推，给各方面的钱适当递减。
杨沫
日手书
20天后，又特地写了一个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捐献的遗嘱。
遗 嘱
我把我的拾万元人民币积蓄，赠给现代文学馆,并把我所有著作的版权及稿酬，也全部赠给现代文学馆。
（我现年八十岁，也许还要活几年，那么生活中会用去一些，也可能适当减少对现代文学馆的赠予）
杨沫
为表慎重，母亲把此遗嘱的复印件交给了原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宋泛，请他监督执行。
1995年6月，写完胡开明的文章后，母亲感到身体越发不舒服，到同仁医院检查多日。7月经核磁共振，诊断肝上那块东西转变为恶性。后又发现左肺上方有一恶性肿块。
9月20日，医院向文联党组书记马玉田通报了母亲的病情。大夫说，经过40天仔细检查，确诊为晚期癌症，且已转移。由于同仁不是治癌的专门医院，建议转院治疗。
面对绝症，母亲相当镇静。她说：我已经这么大岁数了，想得开。一辈子多次大难不死，这条命早就够本了。况且，叶君健前些年得了癌症，不给治好了吗！
9月26日，经考虑再三，母亲转到北大医院治疗。因为她的好友，80岁的叶君健就是在这里治好了肺癌。
她不甘心保守疗法，她要求医院采取对叶君健采取过的方法，进行放疗，彻底消灭病敌。
10月6日，院方为她制定了一个医疗方案，进行放疗。
1995年10月10日，我在美国收到了母亲的一封信说：
近两个月在同仁医院住院期间，发现肝癌，且又转移成肺癌。现已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领导同志把我急转到北大医院，请肿瘤专家们商讨医治方案。我已82岁，恐怕凶多吉少，你们不要难过，着急，我精神还好，毕竟是经过战争的人。
这封信让我万万没有预料到。因为前几天，爱人刚从中国回来，说母亲身体不错，没什么大问题。一时间如雷轰顶，我六神无主，竟然流了泪。立刻给母亲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妈妈：
今天上午，我收到了你的来信，眼泪情不自禁地涌了出来。
……
亲爱的妈妈，看见了你的信，好像听见了你的声音，面对病魔，你是那么镇定，那么平静，我深深地敬佩你，我的好妈妈！
此刻，我心慌意乱，不知干什么好，坐在桌子前，提笔给你写信。
前一阶段我听说妈妈住了院，但觉得还会像过去一样，住一阵就会出来，没有去信，也没有打电话。目前，我正集中精力把我的《血色黄昏》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改好。原计划改好后，今年春节前就回去，不管官方批不批，都回去。现在，妈妈发现了这个病，我就更要提前回去。妈妈啊！两个星期以内我就回到你的身边，陪着你了。
亲爱的妈妈，我们是两代人，我们过去之间有过很多矛盾。小时，你打过我，文革中我从背后给你一刀，去内蒙后，你又帮助我，到西单民主墙时，你又跟我断绝了一段关系……但是你对我的好处，我是永生永世不会忘记的。妈妈给我买气枪，给我配无形眼镜，30多年了，都还记在脑海中。在内蒙古的那一段劳改，幸亏有妈妈帮忙，使我少熬了很长一段屈辱的反革命生活。
我们充满了矛盾，你怨我恨，又充满了母子之情的纠缠。我尽管身在遥远的美国，但每天都靠回忆过去过日子，而过去是离不开母亲的。
亲爱的妈妈，我敬佩你视死如归的气概。自然规律就是这么无情，我们迟早都要相会在茫茫的宇宙苍穹之中，只不过早几天，晚几天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