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到了月底，这个病号还是没走。
老两口商量了一番后，再次向香山派出所求助。他们都年迈体衰，而秘书却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这俩孩子把仇恨集中在李叔叔身上，那个男孩公开对李叔叔说：我一见你就有气！跟这家人住在一个院子里，老两口确实没安全感。
母亲对香山派出所领导谈了秘书的最新情况，并详细讲了他怎么冒领汇款；怎么打着杨沫的旗号四处招摇撞骗；怎么看房子弄丢了自己的剧本；怎么让他走，他赖着不走；还怎么在电话中恐吓自己……
所长表示，没说的，马上让他走。
这是1993年6月底，由香山派出所出面，严正警告罗不得拖延，必须立刻搬走。慑于专政机关的威力，这人才怏怏地搬离。
母亲给他的最后一封信是：
小罗同志：
你7月21日能搬出很好。没搬完东西延长一天，没关系，何必致歉！
有两件事，你必须给予答复：
一、你们在我的东墙外建的临时棚屋，我曾问你，是你们自己拆，还是由我们拆？你迄未回答。不久我将要把院墙加高，你的棚屋必须拆掉，才能施工，请你决定后答复我。
二、文革中，我曾把日记中撕下一部分。在你这次退还我的信件和材料中未见到。记得当年这些日记是请你给我保存的，想你不会忘记此事，你留它无用，请退还我！
祝健康
杨沫
然而这撕下的日记，秘书始终没有归还。和北京植物园签的住房协议以及线装书等也没归还。
母亲在7月22日日记中说：小罗搬走，去一大病。
母亲与小罗的长达30年交往就此一刀两断，至死再无任何联系。
秘书搬走之后，香山清静了。
从此，家里四分五裂的局面也宣告结束。母亲身上的正气压倒了邪气。她离佞者远了，离自己的孩子近了。
这其中，李叔叔功不可没。
李叔叔极其疼爱自己的三个孩子，对家庭有责任感，是一个尽职尽责的父亲。他全家人彼此相依为命，互相牵挂，互相提携，频繁走动，家庭关系特别融洽。李叔叔没有父道尊严，与孩子平等交往。为办孩子的事可以牺牲自己的时间和嗜好，四处奔走。他喜欢为孩子掌勺做饭，喜欢帮助孩子干些家务。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能这样的重亲情，俯首甘为孺子牛，令人起敬。他对原来的久病卧床的妻子，多年如一日，精心照料，不烦不厌，从没有过绯闻。
在李叔叔这样一个特别重亲情的老伴熏陶下，母亲也恢复了亲情。
现在，母亲不再像候鸟一样年年冬天去南方，春天再返回。受李叔叔的影响，她愿意与孩子相处在一起了。她潜在的母爱苏醒，非常关心我们及孙子辈的情况，时不时写信或通电话，问长问短。我和哥哥此时都已是四五十岁的汉子，重又感到了母亲的温暖和慈爱。逢年过节全家又能团聚一堂，享受浓浓的亲情，和和美美。
母亲说这时候她才感受到了天伦之乐的幸福。
一次，李叔叔曾问她：过去经常去外地写书，一去数月半年，想不想家？
母亲回答：“哪有不疼爱儿女的母亲？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亏欠了儿女们。他们自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都是住校，节假日回来也未必能见到我。他们缺少母爱和母教，好可怜哇！”
母亲认识了自己做为母亲的不足，晚年加倍地弥补。她总是挂念着徐然、青柯和我。她为小胖写了文章鸣冤，常与徐然切磋写作并合著了一本《青蓝园》，还写了怀念我的文章。她热心帮助青柯为中华武术呐喊，协助四民武术社复社，并担任了社长。母亲明显地变了，变得关心孩子的冷暖，对孩子的困难和要求，能管就管，特别通情达理，善解人意。
“慈母”这两个字是什么滋味，我在母亲的晚年终于尝到了。
她越来越重亲情，重友谊，多年来往很少的亲戚朋友全恢复了来往。过去疏远了的老战友重又密切起来，如胡开明夫妇、李宝光、罗云等。她并多次看望金肇野、崔璇夫妇。
1990年夏母亲参加一次会议，在人大会堂西门内，遇见了路扬。他们已经十多年没有来往。这次相会使母亲万分感慨，在日记中写道：他虽满脸白癜风，但白的是一个颜色，不难看，人也不显老。对我热情问候，并不因我曾责备过他而计较。人总是有感情的，记忆的闸门打开了一条缝，这次重逢，使我一下子抹掉了对他的不满，他还为我介绍了当年晋察冀的老领导杨成武同志，还见到张帆夫妇；意外遇见这些老战友，很高兴（见1990年8月9日日记）。
但母亲比较“自由化”。在官员和学者之间，母亲更喜欢接触学者，更能和做学问的人谈得来。她的朋友圈子中，知识分子大大超过了党政军官员。所以，她跟李叔叔情投意合，非常能说到一块，连个人爱好也变了，能跟着李叔叔看足球赛了。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母亲与一位很正直的老人结婚，自己的正直又发扬光大。晚年她干了几件漂亮事，例如：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个女研究员被丈夫遗弃，携三个子女生活，遇到住房问题，迟迟不得解决，1993年7月给母亲写信求助。79岁的母亲因身体多病，无力介入，就让李叔叔代表她给北京市人大主任张健民写信，反映此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