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人是矛盾的。母亲能公开承认“自己狂妄自大”，能公开承认“自己写的《东方欲晓》失败”，能公开承认“自己思想水平低下”。可在她所公开出版的《自白——我的日记》一书中，又有不少文过饰非之处。
母亲把日记中所谓的阴暗面，大部删去，把感情部分大部删去。故《自白——我的日记》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与历史原貌有异，欠真实。
日记是不能造假的，即使不能百分之百的真实也要百分之九十九的真实。
母亲隐去个人感情的那部分，可以理解。但除了感情部分，母亲还删去了不少政治上的表态。比如康生对《青春之歌》的评价，自己对胡风的批判，自己对秦兆阳的批判等等，我认为这就不够实事求是了。
1961年5月23日，母亲在日记中全文抄载了康生对《青春之歌》的肯定意见。这本是历史事实，不能因为康生后来开除党籍了，人人憎恶，臭不可闻，就把康生的这段评价去掉。遗憾的是母亲把康生的这段批示删得干干净净。
母亲对胡风反革命分子和右派的批判，本来也没有什么可丢人的，当时全国人民都在批判。母亲说过的话当时绝大多数干部也都说过。保留着它就是保留着历史。然而母亲却统统给删去了。可能她感到这些随风倒的政治表态不那么好看，有些难为情。
书名既然是《自白——我的日记》，就应该把自己心中的秘密，最不能对人说的事情袒露出来，自白一下。可看完了全书，自白了些什么呢？实在找不出什么有印象的事。
如果母亲真正尊重历史事实，真正怀着卢梭的《忏悔录》精神去写，不怕露丑，那这部书将是会很轰动的。可惜母亲没有这样写。她的日记里凡有损她形象的东西，跟风的，随大流的，应景的大部删掉。经过这么处理，让知情的人读来就感到不真实，结果大大减损了这部书的历史价值和史料价值。
随手举几个例子，比如1955年6月5日日记，原文是：
……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些天声讨正紧，我在去年曾对民说：“这么个人，值得这么讨论么？谁会跟他走……”可是这一个月的事实看来却大吃一惊，从舒芜发表的胡风给他的密信来看，这个家伙原来是个极阴毒的反革命分子，他恨党，像国民党反动派一样，可是他嘴巴上却还挂着马克斯（思）主义。不单他一个人，他还组织了很多人。甚至我们党内的高级干部（华东宣传部长，原24军军政委）彭柏山也和他一流……真可怕。
公开出版后，将楷体字部分全部删去。
又比如她把对老战友秦兆阳打成右派后的谴责部分，全部删去。且换上现在的想法。原文：
1958年2月11日 大风
今天看到今年第三期的《文艺报》上批判秦兆阳的文章《老实些》，我才了解我一直以为认真为党工作的老朋友，却是一个自私的极不老实的人。他是处在反党的边缘上。他用何直的笔名发表了《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这篇文章曾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也曾使我震惊。却不知道这位何直却是我的老朋友。他刚遭到批评，并没有认真改正观点，而是一边用何直的笔名写了《关于写真实》，一变上次用何直笔名的观点，大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同时，又在同一刊物上化名反对这种观点……又如修改王蒙的小说，人家批判了这篇，他不敢挺身而出，反而一边也写文章批判它，一边又向作者暗送秋波地道歉，说是不得已而为之！这真是两面三刀，左右逢源。可是越闹越糟，正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
而出版后的日记却这么写：
2月11日 大风
今天看到今年第三期《文艺报》上批判秦兆阳的文章《应当老实些》。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来。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惊愕得喘不过气来了。…… 他就因《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遭到了攻击、反对，原来“何直”的笔名就是他。据说，他刚遭到批判时，并没有马上接受批评，改正观点。于是，就公开点起他的名来。
我说什么呢？我只有什么也不说——沉默——沉默，无边的沉默……
这样的修改，就不符合历史真实了，有给自己涂脂抹粉之嫌。日记不是小说，除了个别词句不通，让人看不懂或错别字外，基本内容不得随意编造，尤其是基本观点，基本事实，基本态度更不能改。
反右部分，该书也删去了一些尖锐话语。比如1957年9月17日，原文是：
组织上把我和王莹叫回了北京，参加反右派斗争，只参加了两次丁玲、陈企霞和一次吴祖光的会。……虽然仅仅的几次会，但对我的教育却是深刻的。丁玲、陈企霞、冯雪峰为什么发展到反党的地步？只有一个原因，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可是个人主义在我身上也不少啊！有时一种虚无的阴暗心理，一种若隐若现的企图摆脱党的领导的心理，不是也有过么？个人奋斗的心理不是也有过么？而我的温情和自由主义就更不用说了。……我常常想起××在写文章中，她不是也表现过歌颂党，爱党的吗？可是她灵魂中却有一个比党更高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个人主义，就是个人的名利和私欲。她爱陈企霞是害了她。可是如果真是个共产党员，她就会不爱陈而弃绝他那种极端狂妄自大，目空一切的人。可是她却爱他，同他一起做着丑事。这正所谓物以类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