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全国各地都开始揭批炮轰本单位领导。
6月15日北京市文联贴出《把反革命分子赵鼎新揪出来》的大字报，赵鼎新为市文化局长兼市文联党组书记。之后，不少人写大字报纷纷表示支持。
6月18日作家骆宾基挺身而出，张贴了《赵鼎新是左派》的大字报，文中还宣称“周扬也是左派”，在文联引起轰动。
次日市文联贴出了大量批判骆宾基观点的大字报，骆宾基遭到围攻恐吓。
6月27日北京市文联成立 “文革筹委会”。主任赵树藩，浩然根红苗正，被选为副主任，实际主持工作。因单位里都是知识分子，没有发生武斗。
截至到8月初之前，母亲的日子一直不错。她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之一，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并随会议代表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开完会后，休息两天，母亲即返回机关参加运动。
那时候，谁被毛主席接见，谁就有了一层圣光，能保护他不受冲击。所以暂时还没有人给母亲写大字报。
8月18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之后，当时的林副主席喊出了“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向红卫兵小将致敬！”的口号，红卫兵破四旧，风行一时，北京的文革运动随之开始显现血腥。
8月23日社会上的一部分红卫兵闯进文联机关大院，他们在大门口贴出“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大标语，声称要烧毁文化局下属各剧团所存的传统古戏装。下午他们开始揪人。市文联老舍、田蓝、金紫光、张季纯、端木蕻良、骆宾基、江枫、萧军等，被用卡车送到孔庙，在烧古戏装的火堆旁，受到红卫兵的皮带抽打。老舍因头部受伤，被提前送回，在市文联院内又遭批斗，受尽凌辱。
就在这一天，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社论，一篇是《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一篇是《好得很！》。所以，人们眼看着老舍挨打受辱，却不敢出来制止。
次日午夜时分，绝望的老舍跳入德胜门豁口外太平湖，终年68岁。
把老舍揪出来时，母亲就在现场，她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兔死狐悲”，恐怖之极。据浩然撰文讲：“我看见杨沫因为害怕，高血压复发，瘫在屋里。”
事后，母亲心有余悸地说，“我是漏网之鱼。”
母亲的朋友、熟人、战友一个个地被打倒了。
为写一二·九运动，母亲采访过陆平，现在陆平成了全国赫赫有名的大黑帮，万炮齐轰。聂元梓所写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其矛头就直指陆平。
曾写文章为《青春之歌》辩解的陈笑雨（马铁丁），被批斗了一次，而不甘受辱，于8月23日，几乎与老舍同时，投永定河自尽。
曾帮助母亲联系出版《青春之歌》的阳翰笙四清时就开始挨批，1966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公开点了他的名，成为反动的“四条汉子”（周扬、夏衍、阳翰笙、田汉）之一。
老同事海默又给揪了出来，新账老账跟他一起算。在1960年海默被打成漏网右派之后，母亲曾借给过他500块钱。
所有为《青春之歌》说过话的文艺界领导现在全部被打倒，如周扬、蒋南翔、林默涵、陈荒煤、何其芳等等。母亲感到了黑云压顶，不寒而栗。她别的没什么问题，关键是《青春之歌》，只要《青春之歌》不打倒，自己就不会打倒。她本能地想起了康生对《青春之歌》的肯定。那是1961年5月23日，她收到了周扬办公室工作人员的一封信，原文是：
杨沫同志：
你的小说《青春之歌》康生同志看了，他对此书的意见，周扬同志觉得很好，特嘱抄送你一阅。意见如下：
1.这是一部好小说。我没有读过初版，再版增加了七章农村斗争，这很好。增加三章学生运动，觉得很不自然。我在未读“再版后记”以前，就觉得这几章是强加上去的。电影《青春之歌》以入党结束，结得很好。从全书来看，从林道静这个人物的客观发展来看，以入党结束可能比以一二·九运动结束还要好些。
2. 书中反复强调“八一宣言”的作用，这样就减低了毛主席对党的领导作用和少奇同志对白区工作的领导作用。这是不对的，在政治上是很有害的，必须修改，这种修改是容易的。
3.江华在汽车上宣布戴愉是叛徒，对叛徒还要冒着很大危险去宣布开除他的党籍，这既不合理也不真实。戴愉被国民党特务处死也不合理，很勉强的。
如果三版时能将这些缺点加以修改，这部书将是现代最好的小说之一。（）
以上三点就是康生同志的意见。
此致
敬礼
周扬办公室 谭小邢 转抄
5月16日
母亲看后很高兴，她把康生的这三点指示工工整整抄在了日记本上。
1960年9月林彪主持军委扩大会议，提出了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时时处处突出政治。可就在同一个月，康生却肯定了这部小资味儿很浓的小说。
原因何在？
可能是《青春之歌》的影响空前巨大，为建国后长篇小说所少见。多年来知识分子一直比较受压，《青春之歌》可能是第一部把知识分子当成主角加以肯定的大部头小说，引起了知识界，包括青年学生的热烈共鸣。再加上1959年10月电影《青春之歌》上演，谢芳的清纯形象，更推波助澜，加重了这本书的影响力和爆炸力，观众近千万之多。康生感到了这一点，因此做出的评价比较客观和实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