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月1日，《北京日报》上的“新书介绍”栏内，登出了《青春之歌》即将出版的消息。同时提到的还有李劼人的《大波》和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
从1月3日起，《北京日报》开始连载《青春之歌》。连载一周后，田藏申告诉母亲，还没有收到读者来信，但报社的同志们反映较好，都挺爱看这部小说。
与此同时，历经数年坎坷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终于在北京各新华书店公开发行销售。母亲紧张地等待着群众的反映。她很怕读者不欢迎，徒劳一场。
还好，有了一点反响。北京人艺去找了《北京日报》，说这部小说很不错，想把它改编成剧本……
就在大功告成的时候，想不到单位领导却突然点名批评了母亲。
那时正赶上北影厂开展反对贪污浪费的双反运动。1958年1月31日，星期五，在全厂数百人参加的动员大会上，厂领导点了母亲的名说：杨沫同志几年没有写成一个剧本，可是却写了一部40万字的小说……
言外之意，母亲只顾个人成名成家，不做好本职工作。
母亲乍一听到后，感到非常愕然。连林艺同志也觉得很意外（因她已退出领导小组）。母亲怎么也想不通北影厂为何把她当成了一个浪费典型。自己如果有错误应该检查，可是检查什么呢？她仔细回忆了这几年的所作所为。
首先，1952年11月她来到剧本创作所时，《青春之歌》初稿轮廓已大致完成。
到了创作所后，就投入了整党运动中，大约两个月，接着参加剧本创作会议。完了之后，与黄岩海接受任务改编赵树理的《罗汉钱》。为此搜集材料，研究如何改，弄了两三个月，到了1953年夏天，领导上忽然决定不改了。因关节炎，她无法下去。7月去了北戴河，一直到10月写了4个月的小说。
1953年冬，到通县参加统购统销工作，单独负责一个大村子，搞了4个月。
1954年3月回来后，被选为支部书记，脱产工作。6月投入国际民主妇联的剧本《陈秀华》。9月完成，又做支部工作。直到11月改选。袁文殊又让写反映青年生活的剧本。因病到第二年春天才去天津、广州、上海生活3个月。6月回到北京后，投入肃反运动，到南京、上海外调，搞了4个月。10月回来后，发现肝病，继续在北京搞肃反，直到12月病重不能支持为止。
从1956年起，因病不能工作，勉强在病中写了一个剧本，10月交给了编辑处，同志们提了意见。1957年重写这部剧本，可是9月份又参加反右斗争。整天开会，身体又坏了，因此这个剧本没有完成。
想到这里，母亲提笔列了一个工作表，向北影厂的林艺和鲁军说明情况。这两位同志也都认为杨沫没有出剧本，不该负多大责任。
当时也有人写大字报，附和厂领导的说法，指责母亲拿着国家的工资，不写剧本，却给自己写小说。
这是母亲参加革命以来，头一次在大会上被点名批评。她确实有点想不通，她于是写了一张小字报贴在北影厂，列举实例，反驳了对她的指责，以正视听。
母亲对领导的批评相当重视，也相当地抵触，她认认真真把自己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统计出来，公诸于世，请广大同事评判。
不久，《青春之歌》的社会反映开始出现，出版社的编辑王仰晨告诉母亲，头一版已经全部销售一空，马上要出第二版，加印5万册。
在文艺作品必须以工农兵为主角的潮流之中，这部以女性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清新秀气，鹤立鸡群，与众不同，获得了各方面的好评。
那时候，没有电视，没有互联网，没有酒吧、歌舞厅、游艺场，书也出得少，读书是人们最主要的业余精神生活，大家都很关注最近出了什么新书。《青春之歌》问世后立刻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
从3月份，母亲就收到了一些群众来信，《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读书月报》及中宣部的《宣传动态》等均有介绍和评论《青春之歌》的文章。基本上都是肯定和赞扬。
这部书稿所掀起的巨大浪潮已能明显感到。
4月1日，文化部电影局长王阑西让人捎信给母亲说，你写了40万字的小说，并不比写剧本容易，这也是对党的贡献。安抚母亲，不要介意北影厂对她的批评。
但神经质的母亲能不介意吗？
4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王世德的评论文章，高度评价《青春之歌》。
4月23日，海默写信告诉母亲，周扬同志在前两天召开的文学评论工作会上说，最近有三部好作品出现，一是《林海雪原》，一是《红旗谱》，一是《青春之歌》。
才出版4个月，反响已经极为强烈。
北京大学、北京29中、北京6中、北京石油学院、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河北北京师院等学校纷纷给母亲来信，邀请母亲与同学们见面。
北京大学团委也给母亲发来信，原文如下：
杨沫同志：
您的作品《青春之歌》是目前我校同学最爱读的好书。大家都抢着读，大家都在读，大家都从中接受了革命的教育。加之书的背景是北京大学，所以同学们又感到特别亲切。同学们一再要求和您，敬爱的作者同志见面，请您和大家谈谈。我们知道您身体不大好，可是同学们的热情这样高，要求和您见面的心情这样迫切，要求即使不能听您的报告，如来能见见面，谈几句也很满足。因此，我们派徐佑球同志前来与您面谈，希望能得到你让大家高兴的答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