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遗下六子一女。
初七日上午，瞿秋白接到父亲打来的电报，便与秦耐铭一起急忙从无锡赶回常州。在瞿氏宗祠侧门前，他看见一堆烧化的东西，晓得事情不妙了。他急忙走进院内，父亲啜泣着说：“人已经死了。”瞿秋白看到母亲的遗书、剩下的火柴头和母亲惨白痛苦的脸，悲恸地抚尸呼唤母亲，倒卧在床前放声大哭，痛不欲生。为了安葬母亲，瞿秋白到处奔走借债，典当衣柜，购得棺木一具，草草将母亲遗体收殓。因无钱买地安葬，瞿家将灵柩停厝于宗祠第三进西首的一间房中，灵台前供了一张母亲的照片，几缕香烟缭绕在灵前。母亲的死，极大地震颤着瞿秋白的心弦。母亲温厚善良的性格，母亲良好的文化修养，母亲身上纯真的爱，母亲对儿女的教养和期望这一切，是他永生难忘的。母亲这样的好人，把一切美好和幸福都给了别人，给了子女，而她自己却成了穷困、势利、诽谤折磨下的牺牲品，被这万恶的社会的血盆大口吞噬而去。
亲到贫时不算亲，
蓝衫添得泪痕新。
饥寒此日无人问，
落上灵前爱子身。
这首《哭母》诗，表达了瞿秋白对母亲的深情怀念和对那个不合理的世道的怨恨。
母亲自杀以后，瞿秋白的大弟云白暂留常州，弟弟阿森（景白）和一位许氏阿妈，还留在宗祠。妹妹轶群同弟弟阿谷（坚白）往贤庄舅舅金声侣家暂住［1］。过了几年，1919年前后，轶群又偕阿森、阿谷往杭州四伯父瞿世琥家寄居。瞿秋白的父亲瞿稚彬先是携阿垚到武昌二姑母阿多处做账房。二姑父周福孙是个大地主，不愿收留穷亲戚，厌恶之情溢于辞色。瞿稚彬受不了这种鄙视，遂偕阿垚往山东。先在堂弟、平原县知事瞿世玖（瞿廷韶四子）处做幕客。瞿世玖因“官亏”逃走，瞿世玮被拘禁。后来被释放，流寓
［1］ 金声侣原住常州城内大北门外斗巷，后迁回贤庄。济南，寄居于大明湖南岸百花洲畔一位好友王璞生家中，以教授绘画糊口。从此再没有回归常州，于1932年病逝。阿垚幼有耳病，丧失听觉，随侍父亲，打水、做饭、洗衣、缝补。父亲死后，流落道观中，人呼为“小道士”。后赴汉口，1936年死在那里。
瞿秋白把诸事安顿好，便独自一人到无锡江溪桥杨氏小学去了。这个学校只有他一个教师。月薪十元。有学生几十人，实行单级复式教学。因此，他是所有学生的共同教师。他教学认真，任劳任怨，国文、算术、音乐、图画各科均能胜任。学校设在杨氏宗祠内，四周都是农民的房舍。出校门，东行约二百步，是一条小河，叫做溪河，坐上小船，一天就可以驶到常州。学校的设备破败不堪，且有几个难驯的调皮学生，瞿秋白常常弄得很不愉快，丝毫感受不到工作的乐趣。他孤寂一人，目睹学校周围地方恶势力任意欺压农民的情景，同时又牵挂着星散在各地的家人，思想上的苦闷是可想而知的。他后来回忆这一段经历时，曾经写道：
后来我因母亲去世，家庭消灭，跳出去社会里营生，更发见了无量无数的“？”。和我的好友都分散了。来一穷乡僻壤，无锡乡村里，当国民学校校长，精神上判了无期徒刑。所以当时虽然正是袁世凯做皇帝梦的时候，政治思想绝对不动我的心怀。思想复古，人生观只在于“避世”。［1］
在无锡任教期间，瞿秋白的生活非常清苦。他每月薪金十元左右，省吃俭用，除了添置日用必需品和书籍，还需把一部分钱补贴弟妹们。他十分关心弟妹们的自学。妹妹轶群从杭州写信来，他总是仔细地把信上的错别字一一改正，然后写信详予指正，并嘱咐她用功读书。学校周围都是农田村舍，课余时瞿秋白常到田野散步，跟农民聊天，了解他们的疾苦。他平易近人，态度和善，很受群众的欢迎。每当过节，群众总要请他吃糕饼团子。这时，他心中的苦闷会被冲淡一些。
悲惨生活的经历，使得即使是处于“避世”状态的瞿秋白，也没有停止对人生道路的思考和探索。1916年清明时节，他由无锡回到常州宗祠看母亲的灵柩。小时的朋友来看他，他悲伤地吟诵了上面那首《哭母》诗，然后说：
母亲自杀后，我从现实生活中悟出一条真理，当今社会问题的核心，是贫富不均。自古以来，从冲天大将军黄巢到天王洪秀全，做的都是“铲不均”。孙中山提出的“天下为公”，也是为了平不均。可见改革当今社会，必须从“均”字着手。［2］
［1］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页。
［2］ 《党史资料》丛刊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第91页。
暑假，瞿秋白辞去无锡杨氏小学的教职，回到了常州。在北门外通江桥小皮尖村舅家金声侣处小住，并曾与阿森弟及阿妈许氏三人住在宗祠为母亲守孝。荒祠冷烟，生活十分清苦艰难，有时连蚕豆菜粥都难以维持。他写信给在武汉的堂兄瞿纯白，准备走出故乡，在外地重新获得学习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