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均衡理论从未成功地将不完全竞争问题揽入自己的研究“怀抱”。不完全竞争模型是局部均衡：它只是分析一个市场或多个市场的子集，而没有像一般均衡理论那样虑及与其他市场之间的交互关系。垄断是极度不完全竞争的最佳释例：当其他条件不变时，与竞争环境下的企业相比，垄断组织产出少、售价高。然而这种格局是无效的。因为在垄断均衡的情势下，提高产出的边际成本要低于消费者的边际收益。这也是长期以来困扰经济学家制订竞争和反垄断策略的一个问题。市场应该保持竞争态势以防止垄断的生成。但问题是有些市场具有经济学所称的“自然垄断”的特征。在这样的市场中，规模经济极强，只适合一家企业经营。以水、电业为例，将水和电输送到工厂和私人用户，所涉及的基础设施固定投资费用，是极其高昂的。不同厂商之间的竞争会造成大量的重复建设，致使单位产出成本激增。竞争将厂商们逐出场外，而剩下的那家企业便居于垄断地位。在主流经济理论中，自然垄断是实施公有制最具说服力的案例。若自然垄断行业实施国有化，政府就可以对企业强制定价，强制定产；企业摆脱了对垄断利润的追求，社会福利就会增加。这种观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文献中颇为普遍（参见如，Lewis,1949;Meade,1948;Allais，1947）。1不过，这个观点与传统的以及更为通常的庇古式观点有所不同；后者认为，由于存在外部性，政府通过干预来纠正市场失灵。但这是另一个话题，最好留待其他时间来讨论。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自然垄断的边界在哪里？近年来，经济学家重新审视整理了早期的思路。例如，电力供应属于自然垄断行业，但是电力生产却并非如此。其实，对于电力生产而言，竞争也许有助于降低价格和成本。正是这个思路推动欧洲在传统的公共事业部门引入了竞争机制。
尽管在竞争性的领域，所有制对一般均衡理论而言并不重要，但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却在自然垄断领域发现了颇具说服力的论据：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与放任自流的市场竞争相比，公有制也许会产生更为可取的分配结果。但这个思路绝不意味着公有制就是纠正自由竞争缺陷的唯一路径。此言不无道理：政府为什么不能对私有垄断者实施干预，并通过适当的激励合约来实现理想的社会目标呢（Laffont and Tirole,1993）？为什么一定要将企业国有化呢?为什么不能只通过合约来适度地激励私有垄断者呢？
如果激励合约适当，自我供给就能够被私有供给所取代。这样，对私有制企业难以实现社会目标的担心，就可以通过政府签约和监管得以化解，而不需要求助于公有制。签约方式的要旨在于：在某些条件下，是由政府自供产品和服务，还是采用合约外包给私人供应商，二者间并无差异。如果政府能准确地预计应该让生产商生产什么，那么，政府就可以在合约或监管条款中明确这种要求，并强制性地实施。在这种情况下，自供和外包就没有什么区别。有人认为（Tierney，1988），邮政服务业只有实行国有制，才能确保邮件送达人烟稀少的地区，私营者却会因无利可图而放弃。但斯莱费尔(Shleifer，1998)认为，从合约的角度看，这种观点很难成立。因为政府总是可以通过对邮递特许权的竞争来约束私有企业——要你送到哪里你就得送到哪里；如果没有市场准入限制，政府也可以通过监管的形式来约束这些企业。与此同理，如果政府能够对承运产品作出准确的描述，那么，它就会有办法来监管这些私有垄断者。威廉森（Williamson，1985)、格罗斯曼和哈特(Grossman and Hart，1986)也强调：如果合约是完全的，所有制结构就不是问题。因此，一旦监管成为可能，1940年那种公有制特权的案例就不会再现。只要合约完全，监管到位，由谁（国家或私企）来提供产品和服务都是一样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现在又回到了“原地”：只要市场竞争是充分的，所有制问题就无关宏旨。
因此，在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中，国有化和私有化并无优先次序，这要取决于企业成立之初时是国有的还是私有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垄断的市场环境下，某种形式的政府干预是合理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许多关于私有化的经济文献，尤其是合约理论文献，研究的重点都在于垄断和不完全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