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拉尔·罗兰（Gérard Roland）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一直被奉为最为激进的新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十年，大规模的国有化在很多国家都曾风靡一时，但撒切尔夫人在20世纪80年代却扭转了“风向”，开始大胆地在英国对很多大型国有企业推行私有化政策。在其后的20年内，私有化在全球蔚然成风，左右翼政府概莫能外。右翼政府热衷于私有化，旨在缩减政府规模；而左翼政府推进私有化，一方面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另一方面是因为大型国企效率低下，令人失望，而说客们却历数了市场和竞争的种种好处。于是私有化开始席卷全球，从欧洲到拉丁美洲，再到亚洲、非洲。柏林墙倒塌之后，许多国家开始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轨，将私有化运动推向了高潮。其后，转轨经济体面临着整个国民经济私有化问题。于是，私有化政策变得五花八门，有的国家循序渐进地将国有资产卖给外国人或国内投资者（如匈牙利、波兰），有的则推行激进的“大规模私有化运动”，国有资产瞬间被转手相送。
私有化政策激起了纷纷扬扬的争论。批评者认为，私有化在很多国家产生了倒退性的再分配效应。因为公有制在那些国家是一种再分配工具，使贫弱群体能够享用低价水、低价电和低价交通。私有化相当于终止了这种再分配，因而会激起民怨。私有化运动为国有资产竞购者创造出大量的租，这也是它屡受诟病的一个原因。例如，俄罗斯大范围地推行私有化，使一小撮政治寡头一夜间神话般地暴富，是它受人指责的缘由。贪污腐败和任人唯亲等不法行径，把这些国家的私有化运动搞得灰头土脸。更令人兴味索然的是，人们所期待的来自私有化的效率改进竟毫无踪影。
在哥伦比亚大学政策自发对话体（IPD）核心使命的驱使下，IPD私有化工作小组将全世界这个领域的顶级专家汇集到一起，并策划了这本书。论文作者展示的私有化方面的知识，不仅适用于学术界，也适用于其他层面的广大读者。要说每一个问题都被囊括于书中，那未免有些武断，但要说读者通过阅读此书能够得悉关于私有化的整体概貌，能够了解各大洲正在推行的单体私有化项目，那倒是一点儿都不为过。
国有企业的经济绩效令人失望，是最初推动私有化运动的一个主要原因。对局外观察者来说，和公有制相比，私有制更富有经济效率这个命题，也许是没有争议的。但在经济理论上却是另一回事。在第一章里，热拉尔·罗兰回顾了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经济学文献。他还特别引用了经济学的核心构件——一般均衡理论，来解释即使企业按利润最大化的方式来运作，企业所有制也毫无用武之地。企业面临的环境是否具备完全竞争的特性，是问题的精髓所在。对自然垄断组织是实行公有制还是实行有政府监管的私有制，二者之间的差别并不显著，这是传统产业组织理论的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在前几十年一直是正确的。随着合约理论的问世，人们就不能不考虑在不完全竞争背景下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的差别。完全合约理论是合约理论的一个分支，强调公有制与私有制的信息差别以及这种信息差别如何影响企业激励。不完全合约理论则将重点放在了合约界定不明晰条件下剩余控制权的归属问题。它所展现的画面是，私有制能够对诸如投资、创新、降低成本以及减少政府对企业的无效干预，提供良好的激励。从另一方面看，效率的提升是以降低质量和放弃其他有价值的社会目标为代价的，甚至会刺激政府内部的腐败行为。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的利弊权衡分析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颇有意味的是，理论上所指出的好多利弊在实际进行的私有化历程中已经显现出来。
就私有化的收益而言，西欧位居全球之冠，在1972—2002年间，约占全部私有化收益的1/3。贝尔纳多·博尔托洛蒂和瓦伦丁娜·米莱拉在第二章里提醒我们，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欧也曾推行过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后来，当英国在撒切尔夫人主持下发起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时，西欧大陆也竞相效仿，纷纷将国有资产予以剥离。私有化收益较高的原因很多，较为明显的是，人均GDP高，股票市场规模大且流动性好；此外，也与高公债和低增长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