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成都
1959年春季,我和哥哥得知,我们将在暑假期间随祖父、祖母迁居北京,我们将和分别多年的父母、姐妹以及出生在北京的两个弟弟团聚了。由这时起,我和哥哥经常说到的一个话题是记忆中的世旭、世昕、世宽的样子:世旭的脸很圆,世昕小时候胖胖的下巴上像有个汤圆,世宽的脸色特别白……成都这边的工作人员们则常常逗我们说:“这下好了,就要有‘管火匠’管起了。”“管火匠”是四川的一个俗语,指说话算数的人。在这里,是指我们的父亲。他们在我和哥哥淘气的时候,常常用父亲来吓唬我们。在他们的描绘中,父亲是一个个子很高、十分严厉的人,不会像祖父、祖母对我们那样好说话。
在临离开成都以前,祖父、祖母总免不了一些告别活动,记得有几次是带了我去的。
一次是去“大老爷”家。我们叫“大老爷”的人,是祖父的大哥。在许多年以后,我知道大老爷的名字叫刘文渊。在我印象中,他是一个个子很高、腰板笔挺的老人,表情庄严。大老爷比祖父年长约20岁,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大约已经80岁了。祖父尽管在其六兄弟中社会地位最高,但在大老爷面前则十分恭敬。我后来听说,大老爷在家中承担了祖父的督学角色。祖父幼时在乡里读书,大老爷对他颇下心力。祖父从家乡大邑县安仁镇到成都考陆军小学,是大老爷带着他步行去的。100多里的路程不算近,当祖父走不动的时候,大老爷就背上他。他们兄弟二人感情很深厚。
祖父临离开成都前,还带着哥哥和我到贺炳炎将军家去告别。贺将军曾是贺龙的部下,在战争中失去了右臂,被称为“独臂将军”。我印象中的贺炳炎将军性格开朗,为人热情,我们一进门就招呼我和哥哥吃糖。他家似乎是住在军区中的一座小楼里,没有祖父在十七街的住宅那样的院子。
我还随祖母去参加过一些妇女界的活动,什么活动记不清了。严格说来,不是记不清,而是从来就没有搞清楚。有一次惟一记得的一个词是“董事”,那些妇女们称祖母为“杨董事”。至于“董事”是什么意思,我却全然不明白。大概正因为不明白,而又觉得这个词很怪异,所以被我记住了。
离开成都以前,令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请来一位师傅到家中制作“叶子烟”。
祖父有吸烟的习惯。他吸的是用烟叶手工卷制而成的、四川人所说的“叶子烟”。大概是估计到北京以后,不大可能再买到已经吸惯了的家乡的叶子烟,祖父决定请人做一批烟带到北京去。
一天,家里请来一个制叶子烟的师傅。他个子不高,驼背,说话声音沙哑。白天,他在院子里搭上一个案板,坐在案板旁边工作;晚上,就住在院子那排平房中的一间屋子里。他一直在我家忙碌了个把星期。
我觉得好奇,有时就跑到他旁边,一边和他聊天,一边帮他做点下手活,比如去打浸泡烟叶的水。当然,我做这点活,在他看来可能近乎于捣麻烦,只不过不好说罢了。
记得叶子烟的制作过程大约是这样:把大片的烟叶浸泡湿,使之可以平整地铺在案板上;剔除烟叶中的粗梗;把比较大片的烟叶切成比较规整的形状,以便于包卷;在切好的比较规整的烟叶铺平,涂上点稀稀的浆糊,把一些零碎的烟叶放在方面,然后紧紧地卷裹起来。这样,一支烟就卷成了。一支烟大约10公分长,直径1.5公分。我觉得卷制过程很妙的是,每支卷成的烟都是中段略粗,两头略细,形状像我到北方后见到的压饺子皮的擀面杖。而卷烟师傅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特别妙处,他用沙哑的声音对我说,卷烟最要紧的地方是把握“松紧”,卷松了抽起来“跑风”,卷太紧了抽不动。我始终没有尝试过抽一抽这种叶子烟,所以没有体会。
到北京以后,有一次贺龙吸了祖父带来的这种叶子烟以后,赞不绝口,随即送来两箱精制雪茄烟换去祖父的两箱叶子烟。此事我是听张师傅讲的,没有听祖父亲口谈过。贺龙送来的精制雪茄烟我只见祖父吸过一次,其他的做何用途我就不知道了。
祖父到北京以后一直吸从四川带来的自制叶子烟。也许是这种烟的力量比较大,我几乎没有见到祖父一次完整地吸完一支。他不是那种烟不离口的烟客,通常是吸上几口就把烟熄掉,一会儿想起来又吸上几口。他有一根十几公分长的象牙烟嘴和一根两尺长的竹烟杆,通常是把烟插到烟嘴或烟杆上吸。那支象牙烟嘴,前几年被父亲送给保定军校博物馆了。祖父年龄更大以后,身体不好,医生嘱其戒烟,他便基本不吸了。偶尔,按祖父的说法“叭上两口”,也只是一种习惯动作罢了。
1959年暑假期间,祖父、祖母携带哥哥和我离开了成都。此一去,祖父、祖母直到去世,就再也没有回去过。我是在1980年代中才第一次回去,那时距离开成都已经二十多年,我已经过了而立之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