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唱片总公司许诺很快会投资做我的第一张音乐创作专辑；广州中唱的曾文君在我力邀下到北京康易通做了音乐总监；北京康易通中国音乐网的邹总、杜经理就“线上卡拉OK”计划持续和各种外围公司谈着合作，并且不断有商家表现出对这项技术的强烈兴趣。
邹总还特别知会我，如果线上卡拉OK技术转让成功，一定会让我做形象代言人、投资我的唱片、打造我的演艺事业。
似锦前程在我面前铺开了画纸，我润墨提笔正准备大书大写无限风光的未来，一个电话打破了这场北京春梦。
郭姐在电话里的声音有些战抖：“杨总跑了，带着账户上所有的余款，去向不明。公安局已经开始清查中唱的账目……”
我觉得一下失去了听觉，后面她在说什么，听而不闻，满脑子里只有一句话在转，“完了，唱片泡汤了！”
我真想不通，他都准备跑了，干吗还花钱去建中唱水风工作室？那可是花了20多万元刚买了录音器材建好的工作室啊！这一眨眼工夫就成垃圾了？
现实就是现实，一夜之间，中唱的杨国宾从一个传奇般的超级创业先锋变成了公安局的通缉犯！
康易通也随之岌岌可危起来，他们投资方集团最大的老板据说也出事了，下落不明。资金链断了，财务捉襟见肘，不谈每月投入的几十万研发费用，就连企业运作的各种杂费也开始变得没有着落。
曾文君、杜经理他们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以前常带着员工和客户大吃大喝，现在一分钱都要捂在荷包里，最后连员工的薪水都发不出来。
我最后一次帮他们做事，竟然是去公司“偷”回几台手提电脑！
原来他们已经交不出房租，物业要强行没收办公室的东西当作抵押。公司管理层没一个敢露面，只好由我以员工拿私人物品的理由给背了几台笔记本电脑出来，算是减少一点损失。
几小时之内康易通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当年那些鸿图大业，写在纸上的几百上千万，就像吹破了的泡泡一样，无影无踪了。我的“线上卡拉OK”代言人梦想当然也跟这些个美丽的泡泡，“嘣”的一声没了！
出专辑变得遥遥无期。
我的音乐梦想再一次陷入低谷。
东边不亮西边亮，这时我在保利星的工作越做越顺手。
2000年6月，猎头公司把我推荐给北京保利星数据光盘公司做海外市场销售。我感觉不错，当时也正赶上金眼睛裁员，公司很多人说我的工资太高，只是天天坐着写写文章而已。我跟陈总说，与其给公司继续增加负担，不如让我辞职了事。此举正中公司下怀，陈总什么也没有说，请我吃饭，专门谢谢我的理解。
销售工作果然锻炼人，我的眼神越来越准，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判断出一个所谓的“投资商”或者“成功人士”是不是真的有料，能否为我所用。吃一亏长一智，经过网络商业的风云和中唱事件后，我没理由不学着变精点。
网络泡沫崩溃，风险投资和E-Business在中国商场上不吃香了，大家开始流行谈“融资”。为了给我的唱片融点资，我不遗余力到处见人，天天都在谈“融资”。我见的最后一个融资对象，吹嘘了一通他天文数字一般巨大的项目，竟然伸手跟我个人借钱。
我乐了！我还以为自己学精乖了呢，原来还是那么愚蠢！北京文化圈的虚无和叵测难道我还不够清楚？谁真的关心中国音乐？谁真的关心中国音乐的前景和发展？谁真的关心怎么去把音乐市场做好？谁关心你的作品有什么思想意义、艺术水准、群众基础？没谁会为一个潜在的优秀音乐人投上一毛钱。
大把人坐着公共汽车到处跟人谈上百亿的单子，勾画着自己的乌托邦蓝图，企图给自己卖个好价钱，指望一夜暴富，却没有人愿意为理想买单！
在所谓中国音乐的圣坛打了一圈滚，我明白了要靠外部资源实现我的音乐梦那是痴心妄想。这世道，没几个人像我这样因为喜欢音乐而执著到底。大家都只盯着一件物什：钱！
当大家都盯着别人荷包里的钱，盘算着怎么搞到自己荷包里来的时候，要想踏实做成一件事太难了！没有外在的资源和力量实现我的音乐梦，唯一能靠的就是我自己了。我只能靠自己单打独斗做成我想做的事！
有了这份认知，我对保利星的工作就更上心了。还是那句话，先谈生存再谈发展。经过了曲曲折折的几年漂泊，我终于不再迷惘，做唱片的希望和信心反而在逆境中越折越强。
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去过什么唱片公司、参加过什么唱歌创作比赛、找过什么投资人谈理想、寻求过什么有钱人融资……我的心定了，我就是要用自己每天这24小时尽量多写几首好歌、多挣点踏实钱！而我唯一能够积累财富和资源的途径，就是做好我的销售，多拿提成！
于是商场风云轰轰烈烈地开始了。然而不论处在多么惊心动魄的商场斗争里，也不管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或是被人称为“国际商业精英”，我自个儿心里最清楚，这些都不过是我音乐梦想的铺陈。到了时候，挣够了做专辑的钱，我就金盆洗手，去做我的音乐专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