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行有每一行的道，选择了一个职业，就要用心去研究这个职业，研究这个行业特殊的规律性，掌握该行业所需要的各种特殊的技能，你才能立足于本行，取得成绩。否则，你是立不住的，只能在“混”中平庸地过着一生。
一个人要自立、自强。自立方能自强。自立是自强的基础，自强是自立的引擎，催人不断奋进。人在世上，必有所立，才能无愧于父母之所育，才能傲立于天地之间。而有所立，必然以业为基，要立业，则舍勤奋无从谈起。
事可以强成，业可以强立。做事应有强矫之气，不成则不罢休；而做人则不可有凌人之威，当以谦逊处之。
1951年，我从西南民族工作团回来，在汇报采风成果时，我跳的西藏舞受到戴爱莲女士的赏识。她认为我有点才气，建议调我到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去工作。戴爱莲女士是20世纪中国现代舞蹈的先驱者和奠基人。得到了舞蹈大师的推荐，也得到了组织的支持，于是，我便毫不犹豫地去了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那时，我对舞蹈艺术还不甚了解，不知道到自己上、下身长的比例，也没有经过“力度”、“软度”等的测试，甚至也没有意识到跳舞最犯忌讳的“O”型腿（即罗圈腿），在收拾行李、前往位于后海南沿大翔凤胡同的舞蹈训练基地时，怎么也想象不出练芭蕾的场面。
到了舞蹈团之后，刚开始时还好，因为没有现成的舞蹈教材，就从京剧团请来了老师，照搬戏曲演员练功的那一套——踢腿、下腰、起霸、蹚马，甚至一招一式地学起了折子戏，我跟着演员们一起，腿上绑着沙袋，穿着棉大衣沿着马路奔跑，一天甩大腿数百下……这些训练对于我这个饱尝过无数苦难的流浪儿来说，不算什么，但训练芭蕾舞时，我的问题来了。在第一次学习芭蕾舞时，教授芭蕾舞的苏联专家就发现了我是一个罗圈腿，根本不符合学习芭蕾舞的身体要求。
发现自己是罗圈腿的尴尬场面，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当时，在发现了我是罗圈腿这一情况后，同学们停止训练，纷纷围了过来，观看训练场地上的这一“稀有”景象。我虽然没犯什么错误，但面对会影响自己舞蹈事业的这一情况，面对那样的场合，我还是感到很难过。
怎么办？是回到原来的戏剧团去，还是继续在舞蹈团干下去？如果在舞蹈团干下去，罗圈腿的问题怎么解决？尽管我有充足的理由回到戏剧团，但有一种声音告诉我：我不能畏惧退缩、半途而废，要迎难而上，坚决地克服困难。在当时缺乏科学知识的情况下，我凭着一股信念和激情，硬是用绷带将两腿紧紧地绑到一起，强行将两腿合成一线。经过一个多月的刑罚性地强制训练，这两条罗圈腿竟然变直了，乖乖地合成了一线，符合了练芭蕾舞的身体要求，从而能够顺利地从事舞蹈艺术。
1955年7月，我随中国青年代表团赴波兰参加在华沙举行的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会。由于在途经西伯利亚的列车上我用不干净的水洗脸，导致左眼眉上的一个小疙瘩发炎，眼疾发作。在带伤完成演出任务之后，被送往波兰当地的一家医院。在急救室救治之后，我住进了医院进行疗养，医院专门派了一名女护士来照顾我。
我躺在异国他乡的病床上，心里十分着急。作为一名从事舞蹈艺术的演员，是以身体为基本条件的，基本功非常重要，而基本功是需要天天练习的。我不能在困难面前退缩，何况我还是青年团支部书记呢。为了保证用一只眼睛也能够演出，我凭着股顽强的意志和毅力，带病坚持练习。我在病房里，练古典，练芭蕾，练踢腿，练转圈，天天如此。经过千百次的练习，我用一只眼睛，在按标准地旋转数圈之后，能准确地把手指从椅子靠背的木头缝里插进去。为此，我手指磕破了，指甲也脱落了。那位护理我的护士以及我的病友们，经常竖起大拇指，向我表示赞赏。临行前，被我的顽强精神和舞蹈艺术所折服的那位波兰护士，眼里闪着泪花，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她用生硬的中国话说：“我——爱——你！”从她流露出的对我的感情中，我看到了她对我的欣赏和肯定。但更为让我感到高兴的是，我并没有因为眼伤，影响中国代表团的演出，也未因眼伤影响到我后来的舞蹈事业。
正是这样一种自立的精神，让我在舞蹈事业上能够有所成就：出访三十多个国家进行访问演出；在国际比赛中获得两枚金质奖章，为祖国赢得了荣誉；曾三次担任中央歌舞团的舞蹈队长；当选为全国第四届文代会的代表；被评为国家一级演员；担任中国舞蹈家协会常务理事、文化部高级职称评委；被中国舞协聘为表演艺术委员会五个常务委员之一……原文化部代部长周巍峙曾说我“是新中国的第一代舞蹈演员，是‘开国元勋’”。
后来，我因腿伤离开舞台后，根据自己以往的经验，根据党的需要，也经过自己一番痛苦的思考，最终确定了以讲台作为我的园地，以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我的职业。
对于我这样一个已届55岁的人来说，要从事一个新职业并且要干好，是非常不容易的，但自立的精神告诉我：不干则已，干就要干好，就要干出点名堂来。于是，在选择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之后，我找来许多政治理论、思想教育书籍，进行阅读；也研究了大量的演讲学、心理学书籍；另外，还搜集了很多民间谚语、俗语，在平时看视和读报时，只要发现有好的名言警句，我也马上把它们记到台历上，然后再背诵下来。由于年龄比较大，记忆力衰退，要记住一些东西是非常困难的。背诵时，年轻人可能用一会儿时间就会背得滚瓜烂熟，但我却要用几倍的时间方能记住，但第二天就会忘掉。没有办法，我只有强记，不断地朗诵，不断地默读，直到能够随口说出为止，中间所用的功夫比起一般人来，何止是成百上千倍！我在演讲中因为不拿讲稿，所以，大量的名言警句都需要背诵，中间所花的功夫可想而知。在不断补充演讲内容的同时，我也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演讲的技巧，以求达到最佳的演讲效果，起到启迪心智、育人灵魂的作用。令我欣慰的是，这些努力使我的演讲能力得到承认，被誉为共和国四大演讲家之一，被聘为中华教育艺术研究会理事长、中国青年思想教育中心研究报告员、中国演讲家协会副理事长、《求是》杂志社中国演讲艺术交流中心专家组专家等，并受聘担任二百多家学校、企业、机构的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