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是我们做好工作的底线，是我们做好工作的保证。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是一个不能承担的人，而不能承担的人，是做不好任何工作的。
1950年，我被分配到中央民族歌舞团工作后不久，就被抽调到中央西南民族工作团，去执行民族工作。当时，中央委员、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刘格平担任工作团的团长，杨静仁担任团党委书记。工作团的成员来自各个单位，共有一百多人，分成几个分团。我在第一分团，并被选定为青年团的负责人，去重庆、康定、甘孜、玉陇等地宣传党的民族政策。
工作团到达重庆时，受到了西南军政委员会的热烈欢迎。当时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分别是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同志。在欢迎会上，我作为青年团员、青年演员代表荣幸地坐在主桌上，与那些令人仰慕的领导们一起进餐。当我向贺龙同志敬酒时，贺龙同志说他有高血压，不能喝。这时，邓小平同志站起来说：“噢，贺龙同志有高血压，你要敬酒，我可以替贺龙同志喝。”说完后，兴致勃勃地举起酒杯：“喝！同志们，大家共进一杯。”当向刘伯承敬酒时，这位久经沙场的将军爽快地说：“年轻人的酒，我是一定要喝的。”说完就一饮而尽。这些伟人们的豁达、开朗，以及融洽、和谐的气氛，使俭朴却隆重的欢迎宴会充满了欢声笑语。
为了给工作团的工作以指导，做好民族工作，在重庆市的上清寺学校，邓小平同志用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为工作团的成员做了一次生动的报告。他说：我们是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是一个大家庭，是兄弟关系，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你们是中央派来的，一定要带着感情，与兄弟民族以心换心，搞好服务，才能与少数民族打成一片，更好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才能与少数民族建立起巩固的、真正的友谊。邓小平风趣、幽默的报告，既让我们领略了伟人的风采，也对我们如何做好工作以启发和鼓舞。
我把这个工作视为一个锻炼和提高自己各方面觉悟和水平的机会，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到工作中去。因为交通条件很差，加上受到国民党的宣传蛊惑，当地各少数民族群众对共产党还存在一些误解，需要很细致的沟通，所以工作起来很辛苦，但这种辛苦和劳累，都在我积极的工作热情以及高度的责任感面前消解了。我们走街串巷，深入农户，认真调查，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把从中央带来的慰问品一一地送到他们手中，同时，积极地为当地少数民族群众表演节目，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并与他们联络、沟通感情。
随着工作的深入开展，工作团的成员越来越受到少数民族的欢迎，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
一天，藏族土司夏克刀登的警卫员土登邀请我们去他家里做客，接待完全是按照当地藏族的习俗进行的。在宴席上，土登站起来，用腰刀从挂在横梁上的一爿牛肉中切下一小片，随即用腰刀挑住下落的肉片，然后把挂在刀尖上的、带血的生牛肉送到我面前，显然是要我吃下去。当时我对这一做法的含义还不是特别理解，但我知道这是主人与客人之间关系及情意深浅的考验。我从没吃过带着鲜血的生牛肉，场面一时有些尴尬，但想到临行前中央领导提出的要以心换心的嘱咐，想到工作团的使命，想到自己是一个青年团员，我便毫不犹豫地拿起生牛肉吃了下去。从土登赞许的眼光中，我看得出我已经赢得了他的心。由于从未受过这方面的训练，胃里一时接受不了，当天晚上便闹肚子，一连去了七八次厕所，折腾了一宿。但我却对此感到很骄傲，因为我经受住了考验，为党争了光。从此，这位土登兄弟也与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我临走时，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把盘在头上的辫子散开，含着泪，匍匐在地，向我道别，还赠送给我一张照片。我回到北京后，土登还亲自打了一只麝香，托人不远千里请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送给我，作为礼物，并作为我们之间兄弟情谊的象征。
有责才能有任，责任的最大特征在于敢承担。我知道，在需要我吃生牛肉的那一刻，我承担下来了，哪怕是遭受肠胃不适的折磨，我也在所不惜。而承担是需要气魄的，这种气魄就是产生激情的一个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