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个人都热爱自己的生命，都希望自己的生命发出灿烂的光辉。但或许只有少数人明白，工作是让我们的生命实现其价值的载体，是我们实现人生辉煌的途径。所以，我们应该像热爱生命那样热爱工作。
我得出这个结论，与我的个人经历有关。作为一个流浪儿，我非常珍惜我所获得的工作，而我工作的获得与我考入华北大学艺术系也有很大的关系。
北平城解放以后，有一天，我在宣武门附近（现新华通讯社附近）看到一则消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掌管的华北大学艺术系招生，欢迎报名参加考试。这一消息唤起了我读书的渴望。妈妈临死前让我“好好念书”的嘱咐，父亲因我不练字而发出的失望的长叹，无一不是希望我能够好好读书，这也更激发了我要读书的愿望。于是，我又上街打听有关考试的消息和注意事项。当我得知应试者需要高中文凭时，我有些犯愁了：我这样一个断断续续只读了三年书的流浪儿，哪里有什么高中文凭？转念又一想：我虽然没有高中文凭，但我是真心实意地要参加革命队伍，好好地求求人家，或许会感动考官的。后来，我打听到：如果没有高中文凭，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更不用说进考场了。
为了能够获得报名的机会，一天傍晚，我对着曾经一起流浪的人们，大声说道：“我彭家祥要报考华北大学，苦于没有高中文凭，你们中间不少人要回老家去，哪位有高中文凭就借给我用一下吧。”话音刚落，来自山西的一位名叫彭本一的女同乡走到我眼前说：“我这有高中文凭，你拿去用吧。”还没等拿到文凭，我就对她说：“这怎么行？你是女的，你的名字叫彭本一，我叫彭家祥。”那位女孩说：“这好办，用毛笔把‘本’字多添几笔就成为一个‘清’字，这样你就叫彭清一了。”我一想，赶忙说：“为了上学，我可以把我的名字改成彭清一！”就这样，通过老乡的帮忙，我获得了考试的资格，并因为考试，把名字也改成了彭清一。
考试那天，春寒料峭，我虽身穿单衣，却精神抖擞地站在应试者的队伍里，等待着考试。随着前面考生人数的慢慢减少和考试的日益临近，我越来越因为心里没底而忐忑不安：报考的是艺术系，可什么是艺术？要考哪些内容？这些我以前从没有接触过，能考什么样的问题，我将怎样应答呢？就在我胡乱猜想时，突然听到考官喊：“下一个，彭清一！”
我赶忙应答入场。进入了考场之后，我看见考官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年轻女同志。她看见我，就按照考试程序向我要文凭。我把借来并改过的高中毕业证书递了上去。就在考官正要仔细瞧这张文凭的时候，有点心虚的我赶紧打岔说：“同志，我特别想参加革命。我是个流浪儿，吃过很多的苦。共产党、八路军来解放了我们，我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想参加革命。今天天很冷，考试的人又多，希望能够立刻应考。”我这样做是为了分散考官的注意力，以免她集中精力检查文凭，看出其中的破绽。由于我讲得非常热情、诚恳、实在，考官果然被打动了，向窗外看了一下排得很长的等待考试的人群，然后说：“好！那我现在开始考你。”
我看到文凭关“蒙混”了过去，立刻增添了尽力考试好的信心和勇气。
“你会唱歌吗？”考官问道。
我马上挺起胸膛，把手背在身后，深情地唱了起来：“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
考官说：“你嗓子还不错，怎么刚解放北平就会唱革命歌曲了？”
我立刻回答说：“想参加革命，不会唱革命歌曲怎么行呢？”
看得出来，考官对我的回答还是比较满意的。
接着，考官又出了第二道题：“你到窗户跟前一看，你的仇人家着火了，你怎么做这一段戏？怎么来表现？”
我从没演过戏，也不知道考官出这道考试题的目的，但既然是仇人家失火了，应该感到高兴才对。于是，我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嘴里喊着：“哎哟，着火了，太好了，我的仇人家着火了。好，好，好，烧它个精光，那才好呢！”
考官对考试未予置评，接着说：“这次，你看到的是你最好的一个朋友的家着火了，你怎么办？”
最好的朋友家里失火了，自然应该着急，心情应该改变过来。于是，我在窗户前来回走动了几次，随后一愣，突然停住，喊道：“哎呀！不好了，我的好朋友家着火了，你们怎么不管呢？”我边喊边走到考官跟前，拉着她的胳膊，“革命同志，你帮我救火去呀，不能让火烧了我朋友的家！”
当时，我根本就不理解为什么要出这样的考试题。参加革命之后，我才知道，第一道题是考察我的嗓子，第二、第三道考题是考察我的阶级立场对不对、稳不稳、阶级感情深不深。后来，我也才知道，那位考官就是年仅12岁就勇敢地投奔抗日队伍，曾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过，并成功地扮演了白毛女，后来担任东方歌舞团团长的大艺术家王昆。
三道考题考完后，王昆说：“这样吧，你先回去，三天以后看榜。”
我怀着一颗惴惴不安的心问道：“我到底考上了没有？”
王昆微笑着说：“三天以后到校门口看榜。”在她说出这句的瞬间，我觉察到王昆的左眼闪动了几下，看来她对我的表现感到满意。我的心里感到一阵喜悦。
揭榜那天，我一大早就来到华北大学校门口，那里早已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挤了进去，睁大眼睛，迫不及待地在榜上搜寻着自己的名字。看着，看着，突然“彭清一”三个字映入了我的眼帘。我内心一阵狂喜，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顺着脸颊流淌而下。
这一天，标志着我结束了长达八年的流浪生涯，标志着我参加革命的开始，也是我新生活的开始。这个对于我来说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天，正好是3月8日——北平解放后的第一个妇女节。
不久，我就以“偷梁换柱”得来的、带有女性色彩的名字——彭清一，跨进了华北大学的校门，成为华北大学生中的一员，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晋察冀军区驻地阜平城南庄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由华北局创办华北大学。在华北局成立后的第一次常委会上，就研究了华北大学的机构、归属和领导人选，并报经中央批准，确定华北大学由联合行政委员会正副主席直接领导，由吴玉章担任校长，范文澜、成仿吾任副校长。7月26日，原晋察冀军区华北联合大学与原晋冀鲁豫区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于8月24日在石家庄举行了成立典礼。华北大学即后来的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
我曾说过，一个人要想有所成就，一定要在更大的范围内，把自己的命运与组织联系在一起，与祖国联系在一起。我参加考试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节节胜利的时候。随着解放区的扩大，需要一大批革命干部，随军南下，并奔赴全国各地，也需要一大批学生宣传干部。我正好赶上了这个机会，也抓住了这个机会。
我进入了华北大学艺术系之后，在里面学习唱歌、跳舞、演戏，随后进入中央戏剧学院，并因戴爱莲女士的赏识和提携，以舞蹈为业，得以进入中央歌舞团。我真是像热爱生命那样热爱舞蹈艺术，热爱我现在所从事的演讲艺术。因为，这是我取得成绩之所在，也是我认为最能够报效祖国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