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帝制历史的国度里，皇帝想要什么东西一般都能得到满足。特别是他想要某个臣民的脑袋的时候，这是一件顶容易的事——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脑袋。
一八九六年，大清皇帝想要的是一个身材矮小、操着广东口音、时年三十岁的臣民的脑袋。这个声称自己名叫陈载之的广东人，已经被囚禁在一间斗室里，剩下的事，就是把他押解到刑场上就行了。遍布于大清帝国国土上的刑场，一贯遵循弃尸于市以“杀一人儆万民”的古老成法。因此，刑场大都被设置在城市西南诸如菜市口一类的地方。而行刑的方式大多也是一样：将头后的辫子向前一拽，露出的脖颈又长又醒目，一刀将脑袋砍下去不算很麻烦。只不过，眼前这件事稍微麻烦了一点，因为这个就要掉脑袋的臣民被关押的地方，既不是大清政府刑部的大狱，也不是大清国土上某个衙门的黑牢，而是距离中国万里之遥的英国伦敦。
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是一颗著名的脑袋。
无论是冗繁虚饰的国体结构，还是阴鸷愚陋的生存处境，以及由这两个特征引发出来的充斥着政治阴谋与暴力角逐的历史进程，中国近代史都以极其鲜明的特色在世界史上独树一帜。仅就这一特色而言，在梳理一九一一年前后发生在中国的所有重要事件时，之所以必须与那个存在了两百多年、统治着广袤国土的皇族纠缠在一起，是因为近代以来，中国人在沉沦与觉醒、绝望与希冀中做的梦、淌的泪和流的血，都与那个有着复杂姓氏的大清皇室息息相关。
中国是个帝王制度相当悠久的国家，散落在这片国土上挖掘或未挖掘的数不清的帝王陵墓，修复或未修复的各朝各代的皇宫大殿，以及所有说不尽也说不清的皇室秘闻与宫廷传奇，造就了中国人对绝对皇权的由衷敬畏和绝对臣服的心理。千百年来，中国人习惯性地生活在这两者之间，异乎寻常地心安理得，并不以为世间怪象与人间苦痛。直至今天，绝对权力与绝对服从，依旧是中国社会文化中津津乐道的话题——帝都满城尽带黄金甲的恢宏气势，万民山呼海啸般高呼“万岁”的骇然场面，群臣匍匐在天子脚下三拜九叩以及由“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铁律衍生出来的娱乐故事，连篇累牍地充斥在中国的各种公共媒介上，而中国人对上述情景所具有的观赏力和想象力持久而非凡。
二十世纪初的大清皇室，对于某种类型的脑袋的需求，突然间迫切起来。
朝廷派出的密探满世界转悠，跟踪这个矮个子广东人已经不是一两天了。尽管大清帝国驻英国公使馆报告说，租一条船绕行半个地球最便宜也要七千英镑，对于一颗脑袋来讲，这样的价格或许过于昂贵了。但是，朝廷还是责令公使馆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个臣民押送回国。公使馆人员立即约见英国格莱轮船公司老板麦克格雷戈，双方商谈租船事宜的时候，公使馆特别声明，大清帝国将要装载的货物中包括一个“疯子”。
就在公使馆与轮船公司就船费讨价还价的时候，公使馆翻译邓廷铿与那个被囚禁的广东人进行了交谈。邓廷铿明确指出，密探之所以跟踪他，是因为他是被朝廷通缉的私藏武器的逃犯，且去年发生在广州的暴动也与他有关。至于“陈载之”这个名字，明明白白是伪造的，有密探手里的照片为证。可是，这个广东人一口咬定自己姓陈，并说之所以受到朝廷通缉，一是祸从口出：“我素重西学，深谙洋习，欲将中国格外振兴，喜在广报上发议论，此我谋反之是非所由起也”；①二是自己与一个名叫李家焯的人有诉讼官司，这个人编造了他有造反嫌疑和私藏武器的谣言，完全是挟私报复误导朝廷。邓廷铿没有理会这番辩解，他接着表明：出于广东同乡的面子，开脱罪责的可能性是有的，前提是必须实话实说。思索了一会后，这个被囚禁的广东人说：“我是孙文，非陈姓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