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桂山匪巢的匪徒们信奉的是“五祖天竺国老爷”。匪巢的中厅设有神坛，神坛的正面书“敬祝前后五祖天竺国老爷坐镇”，两旁的对联是“五祖堪成兰祖凤，三代曾吞鲁代人”。匪徒们每次大队外出行动，必焚香点烛，在神坛前祈祷一番。
大桂山匪徒们最隆重的节日是农历正月初十，这天是“贼日”。按地方风俗有“一龙、二虎、猪三、狗四、五牛、六马、七人、八谷、九兵、十贼”之说，初十这天是做贼的节日，所以匪徒们在神坛上点燃一双高三尺的巨大蜡烛，众匪徒齐集大厅内，屠猪宰羊， ①鸡杀鸭，一齐向神坛叩拜，然后大吃大喝，欢庆匪节。
大桂山的土匪们为什么这么看重自己的节日——贼日呢？仔细想来，也有些道理。身在乱世，他们既不能成“龙”变“虎”，又不甘心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更不愿永远当牛做马，想做一个真正的人，过着人过的日子，安安稳稳地种“谷”也不可能，当兵又没人要，于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便只有一条路：铤而走险当贼去了。
可悲的是，他们又没有机会碰上洪秀全，参加一个“拜上帝会”之类的什么团体组织，那样打土豪分浮财便是农民起义的革命行动了，弄得好，“龙”虽然不能成，或许还有“虎”可当呢？然而命中注定，他们一辈子只有当贼做匪的资格，别的什么节也没资格过，便只有过他们自己的节日——贼日了。但匪们也是非常坦率的，既然这一辈子“逼上梁山”做了匪，便认定自己是匪，任由人抓，任由人杀，任由人骂，他们并非像一些明明干着匪类勾当的人，不但不承认自己是匪、反而骂别人是匪，干的是打家劫舍、杀人放火的匪类勾当，却又偏偏要在寨子上竖一杆大书“五祖天竺国”的杏黄旗。
恐怖的抚河
府江（今称抚河）自古称为畏途。旧《昭平县志》有载：“盎有一升米，莫溯藤峡水”，“囊有一陌钱，莫上府江船”。民国十年后的几年，人称抚河为恐怖的河。匪首黄老鸡（藤县人）聚集匪徒，盘踞在昭平、蒙山交界之深山中，时常行动于水陆交通要道。
抚河的上、下仰滩，是河道间极为险要之地，滩长水急，江狭壁陡，两滩连接相距不过百十米远。帆船航行，靠水手撑、纤夫拉，十分艰难，不得不在两滩相距的缓流之间停泊歇息，以便撑上上仰滩。因此，上、下仰滩之间便成了土匪拦路抢劫的极为有利的地段。
民国十一年的十月间，有一个外国女传教士，带着一名中国年轻女侍，从梧州乘客船溯江上桂林，途经抚河。客船行至古袍乡辖内的上仰滩尾，下仰滩头处，照例停泊歇息。
这天，匪首黄老鸡带着三名匪徒，来到两滩之间“打生意”，他忽见船上有两名美貌的女人，特别是那名红头发、白皮肤、高鼻子、蓝眼睛、身材高大丰满、穿戴很标致的外国女人，直引得他垂涎不止。他抽了抽那扁鼻子，叫声：“小的们，老子这回要发洋财了！”
黄老鸡手一挥，身后的一名匪徒举起腰上的牛角号“嘟——”地一吹，几十名匪徒呼啸而至，一袋烟的功夫，便将客船上的财物抢掠一空。那名外国女传教士和她的中国女侍，一起被掳进了匪巢。
黄老鸡的匪巢在离抚河田冲口不到十里，四周悬崖峭壁，古木参天。山顶最高处叫天鹅塘。出口处狭窄险要，丸泥可封。
女洋人传教士被掳入匪巢的消息，传到昭平县长耳中，他吓了一跳，心知土匪不好惹，洋人也不好惹，忙派人进入匪巢，会见匪首黄老鸡，请求释放女洋人传教士。黄老鸡说：“女洋人在我这里，过得很好，只是她随身带来的牛奶、白糖、鸡蛋吃完了。你们最好给她送些牛奶、白糖、鸡蛋来。”县长的代表见黄老鸡并无释放女洋人之意，忙劝诫道：“你们拉外国人，这是件大事情呀，而且是件国际交往的大事，引起外国干涉就不好办了。”
黄老鸡把桌子一拍：“老子管她什么外国人不外国人，我的兄弟为了过生活才行劫，拿钱来赎我就放人，否则，就让她当我的压寨夫人！”
县长代表探询地问：“要多少赎金？”
黄老鸡把两个手指一伸：“不多，20000元东毫！”
县长代表讨价还价地叫苦：“昭平是个穷县，拿不出这么多钱呀，是否减一半？”
黄老鸡把桌子一拍一板敲定：“那好，你拿10800元东毫，一个月内交足银子，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代表回去禀报县长，县太爷无可奈何，只好答应了。但县府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除了东筹西凑外，只得暂向县内富户和商行借了一笔巨款，一个月内将女洋人传教士赎了出来。女洋人传教士和她的年青女侍，带着一身“鸡虫”（疥癣）离开了匪巢。
事后，县府为了还清这笔债务，就在全县课粮征税中摊派，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民众不满，编出“土匪抢洋人，官府勒黎民”的歌谣传唱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