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了蜜就知道红薯不甜了，它失去了先前没见过蜜时的味道了。红薯就是红薯，红薯永远不是蜜。
我知道她叫夏红梅，是老镇长程天民家的儿媳妇，娘家是县城东关人。她男人叫程庆东，初中和我是同学，后来我到县城读高中，他到地区师范读了书。再后来，我当兵到军营保家卫国了，他就毕业回到程岗镇做中学老师了。我们革命和反革命的人生从此分道扬镳了。
这些资料是我在我娘那儿知道的。我去程家岗上看了娘。那岗上原有的十几户人家搬到岗下后，有几间草房欲倒未倒，还坚韧不拔的立在那，有几个老人这样那样的原因都还依旧住在那。我到我家的老宅时，我那头发花白的母亲正在剥着玉蜀黍穗儿喂鸡子，看见我她手里的玉蜀黍穗儿掉在地上了，忙慌慌地朝我走几步，扶着一棵树打量我时她的眼上挂了泪。
我说：“娘，我来接你回家的。”
我娘朝我摇了一下头。
我说：“程桂枝要敢对你不好，我就休了她。”
我娘厉眼盯着我。
我说：“我是党员，我要革命，以后他程天青这个支书也得听我的。”
我娘就惊恐不解地审视我，好像他的孩娃有了神经病。革命在没有成功以前，自然都要遭到不解和非议，这是历史已经证明过的经验和教训。我不再和我娘说啥儿。我娘也有落后和愚昧的一方面。
和我娘坐在老宅的院门口，在落日中望着程岗镇的全景和风貌。从十三里河那边开挖来的大渠笔直如筷，流水四季鸣响，从镇后的岗下流过去，像一条永远不弯的绸带绷在山脉下。这当儿，我把目光在水面盯一阵，使眼如洗了一般，待到心明眼亮时，再把目光送到程寺的前节大院里，我就看见了红梅的那个铝饭盒在门框碰掉的红漆还在脚踏石上闪着光。
我说：“她叫啥儿呀？”
老人说：“她叫夏红梅。”
我说：“哪里人？”
老人说：“城里人哩，娘家是城关那儿的。”
我想了一会，像是问，又像是自语说：“咋会嫁到程岗呢？城里人咋就会嫁到这偏僻的小镇呢？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凭她的长相嫁到九都市里才合适。”
老人看看我。老人像看出我的心思样，解谜开结地慢慢说，她还能咋样呢，程岗也是镇子呀，每月逢五是集日，从四乡来赶集的也是人山人海哩，并不比她们城关那儿的集日人少哩。再一说，人家庆东是在地区念过大学哩，当先生，拿工资，爹又是镇长。人家爹在城关镇当镇长时，她爹在哪儿？她爹在城关镇里扫院子、烧开水，是侍奉镇长的人，她咋会不嫁到程岗镇？她咋会不嫁给庆东那娃呢？
革命就是这样，没有奉献，就没有基础；没有牺牲，就没有成功。她嫁过来那年还不足二十岁，人细白水嫩，是这方圆百里的一枝花。说话大方，做事利落，一天能织出一件城里人穿的洋式毛衣来，要是村里有一堆姑娘媳妇在街上围着她，央求几句，她就会给大伙儿唱城里人才唱的歌曲儿，就会跳她在学校学的洋舞儿。就是这样，简单得如豆子遇水要发芽，枯木逢春要开花，她的欲望和旺盛的虚荣支配了她的人生和命运，也导致了她和我一生命运的辉煌和悲哀。其实是悲壮。
娘说可惜她得了革命狂魔症。病犯不仅不给老镇长烧饭、洗衣裳，还把镇长用过的碗筷到处扔。说老镇长是被她气到寺庙里去住的。说前些天她丢下娃儿、男人就走了，回城里娘家住了几天，回来就说她没回娘家，说她去北京见了毛主席，说毛主席还和她握了手。北京在哪儿？娘问我，却又自己答了说，北京在北边，千里万里呢，她能走到吗？再一说，毛主席是啥哟？那是皇上哩，她能见得到吗？能和他握手吗？说她回到镇上见谁都伸出手来让人家看，说毛主席握的就是那只手。这样她那只手就不拿筷子了，不沾水洗手了，说毛主席手上的热气都还在她的手上哩。你说她不是有了魔病吗？娘问我说，她是不是成了疯子呀？说镇长让程天青去请了老中医，用三个小伙把她按在床铺上，中医在她头上、手上扎了二十多根银针，让她哆哆嗦嗦抖了大半天，然后针一拔，她就不魔了，不再神经了，该做饭时做饭，该喂猪时喂猪，该去庙里给她公爹送饭就去送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