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 说
自武宗会昌之法难，继以五代之战乱，佛教之气运大衰。宋兴。佛教前途，欣欣向荣，如春花之怒发。盖宋太祖志在振兴文教，其于佛教亦然。建隆元年六月诏诸路寺院，经后周世宗时所废而未毁者不毁；既毁之寺，所遗留之佛像，亦命保存；且屡令书写金字银字之《藏经》；《释氏稽古略》称“开宝元年，敕成都府造金银字之《藏经》各一藏。”又曰：“帝自用兵平列国，前后凡造金银字《佛经》数藏。”《佛祖统记》称开宝五年，诏京城名德玄超等，入大内，诵《金字大藏经》，帝亲临，并赐紫方袍云。所建之寺颇多。太宗虽信道教，亦未若视佛教之重也。
开宝四年，太祖遣张从信往益州成都。雕《大藏经》，版成于太宗太平兴国八年，此实我国《大藏经》版之嚆矢。又印度西域之僧赍梵经来中土者，陆续不绝；国人之游历外国者亦多；翻译之业，以太宗时为最盛。至当时外人之来华者；太祖时，则有曼殊室利（中天竺人，与沙门建盛同来。）可智、法见、真理、苏葛陀、弥罗（西天竺人）等。太宗时，则有法天、钵纳摩、护罗、法遇（中天竺人）、吉祥（西天竺人）、天息灾（迦湿弥罗人）、施护（乌填曩人，西北印度之一国）。此诸人中，以天息灾、施护、法天为最著名。
太平兴国五年，法天三藏始受命来京师；当以此时为译经之始。是年，天息灾（明教大师）、施护（显教大师）、法天（传教大师）、法护等诸三藏亦来，乃于太平兴国寺西，建译经院以居之；后赐名传法院；寺分三堂，中央为译经之所，东为润文之所，西为证义之所。法进、常谨、清沼诸人，充笔受缀文之役。是时天息灾定译经仪式，兹据《佛祖统记》所记者，列之于下：
于东堂面西，粉布圣坛；作坛以粉饰之。开四门，各一梵僧主之，持秘密咒七日夜；又设木坛，布圣贤名字轮，坛形正圆，层列佛大士天神名位，环绕其上，如车轮之状。目曰大法曼拿罗；请圣贤；阿伽沐浴，凡供养之器曰阿伽，此言沐浴之器。设香华灯水肴果之供；礼拜绕旋，祈请冥祐，以殄魔障。第一译主，正坐面外，宣传梵文。第二证义，坐其左，与译主评量梵文。第三证文，坐其右，听译主高读梵文，以验差误。第四书字，梵学僧，审听梵文，书成华字。第五笔受，翻梵音成华言。第六缀文，回缀文字，使成句义。第七参译，参考两土文字，使无误。第八刊定，刊削冗长，定取句义。第九润文官，于僧众南向设位，参详润色；僧众日日沐浴，三衣坐具，威仪整肃；所须受用，悉从官给。
此时所译，皆入《藏经》。在译经院西偏建印经院；译毕，即在院开雕。又因天息灾等之请；选拔惟净以下童子十人，使在译经院习梵学；使译经业不至废绝。惟净未几为笔受，赐紫衣，及光梵大师称号；于梵语颇有发明，所译之书亦不少。太平兴国寺，本名龙兴寺；周世破佛，废为官仓；太祖复之；太宗改今名。
真宗时，外国僧来华者，则有法护（中天竺摩揭陀人）、日称；仁宗时，则有智吉祥；其他则有契丹（辽）国师慈贤，或系摩揭陀人，但不能详耳。徽宗时之金总持，亦有二三译本。以上所举西域印度之人，于传无征者居多。真宗以后，来者尤众；因无关重要，故略之。
以《藏》中所存之经考之：法天所译，凡一百余部；以法天名译者，凡四十余部、七十余卷。以法贤（法贤学于中天竺摩揭陀那烂陀寺。）名译者，凡七十余部、一百余卷。天息灾（北天竺惹烂驮啰人，惹烂驮啰，即迦湿弥罗。）所译，凡十九部、五十九卷。施护所译，凡百十余部、二百三十余卷。所译大小显密化制殆遍，龙树之书尤多。法护（谥普明慈觉传梵大师）所译，凡十二部、一百余卷。我国人惟净等翻译亦不少，惟净所译五部、四十余卷。
太宗时，吴赵王臣服于宋，赞宁随王入朝，赐号通慧大师。著有《高僧传三集》（三十卷）、《三教圣贤事迹》（一百卷）、《内典集》（一百五十卷）、《外学集》（四十九卷）、《僧史略》（三卷）诸书。赞宁在吴越王下，为两浙僧统；入京之后，为左街讲经首座；后又奉命为右街僧录。
兹就宋世道教言之：太宗集天下《道经》七千卷，修治删正，写成三千三百三十七卷，赐各宫观。真宗之世，选道士十人更详定之，增六百二十卷，共三千九百五十七卷，赐名《宝文统录》；冠以御制之序；此之谓《道藏》。宋世虽佛道二教并行，但遇有两教相毁訾之书，辄严禁出版；其制止两教之争，颇具苦心。
宋初以来，佛教之盛，既如上述。其间以天台山家、山外之争，为重要之事件。至于元照之《四分律》再兴，所受天台影响颇大也。
宋徽宗时，稍稍排佛；徽宗，北宋末之昏君也；极信道教，敬礼道士徐知常（赐号冲虚先生）；此外，则徐守信、刘混康二人，亦有势力；后林灵素大博信用；帝自称教主道君皇帝；林灵素奏称天上有神霄玉清府，长生帝君主宰之；其弟青华帝君，皆玉帝子，下有左元仙伯以下八百余官；帝即长生大帝君，徽宗信之，故自称道君。造玉清昭阳宫（后改玉清神霄宫）；置老子像，自为奉使；改天下之寺曰宫，改院为观，使安置长生青华帝君像；行千道会，每会殆费金数万缗。政和六年，诏于道篆院烧弃佛经。宣和元年，改呼佛为大觉金仙，菩萨为仙人大士，僧为德士，尼为女德士，皆使从道教之风；道士与德士，以徽章区别之；道冠有徽章，德士则无。命德士离寺，使道士入居之；盖徽宗固企图佛教与道教合而为一也。当是时：左街香积院之永道上书谏之；流于道州。翌年（宣和二年），复僧尼形服，去德士等称号，使复为僧。宣和七年，召还永道，赏其护法念笃，赐名法道；终赐号圆通法济大师。是徽宗排佛之举，为时极短；溯自宣和元年正月改佛菩萨号，翌年九月复旧：中间不过年余耳。
自宋兴以迄于亡，除徽宗稍稍排佛外，累代俱保护佛教。宋时，辽起于蒙古；辽衰，金起于满洲；此二国皆自北方，侵入我国本部。西则李元昊（西藏种之一，党项人）据有河西之地，建西夏国，窥宋西陲。而宋之内部，前则有王安石、司马光等新旧法之争；后则有秦桧、岳飞等和战之讧；谋国之论，殊不一致。徽钦而后，国步益艰；终至迁都临安。当是时：元太祖成吉思汗，铁木真，蒙古人。势颇强盛；自太宗（窝阔台）以至宪宗（蒙哥），领土日扩；东达朝鲜，西及小亚细亚一部；一军服俄罗斯地，一军进匈牙利，一军侵入德意志之西列西亚，夺我国扬子江以北之地，威力及西藏安南。至世祖忽必烈汗，全灭赵宋，一统华夏，国号曰元。
元世祖未即位前（即其兄宪宗时代），受命击西藏，即尊信西藏佛教（即喇嘛教）；即位后，甚保护之；元代可谓为喇嘛教时代也。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谓道教书，皆后世伪造；除老子《道德经》而外，所有《道藏》，皆命烧弃；举凡毁谤佛教、偷窃佛语、贪财利、诳惑百姓之类，悉禁止；并刻石立碑，载其始末。此举实发端于宪宗之时，兹据《佛祖通载》述其次第于下：
乙卯间宪宗之五年，宋尚存；当宋理宗宝祐三年，迄至元十八年，殆为三十年前之事。道士丘处机、李志常等，毁西京天城夫子庙为文城观；毁灭释迦佛像、白玉观音、舍利宝塔，谋占梵刹四百八十二所；传袭王浮伪语，老子八十一化图，惑乱臣佐。时少林裕（福裕）长老，率师德诣阙陈奏。焚毁《道藏经》之碑文，栽有罽宾大师兰麻、僧统福裕之名。先朝蒙哥皇帝（宪宗）玉音宣谕，登殿辩对化胡真伪，圣躬临朝亲证；李志常等义堕词屈，奉旨焚伪经；此时论议，帝师发思巴与道士难诘；焚伪经四十五部，亦见于碑文。罢道为僧者十七人；还佛寺三十七所；党占余寺，流弊益甚。丁巳秋（宪宗七年），少林裕长老复奏；续奉纶旨，伪经再焚；僧复其业者二百三十七所。由乙卯而辛酉，凡九春（辛酉世祖即位之二年）；而其徒窜匿，未悛邪说；谄行屏处，犹妄惊渎圣情；由是至元十八年冬，钦奉玉音，颁降天下，除《道德经》外，其余说谎经文，尽行烧毁；道士爱佛经者为僧，不为僧者，娶妻为民。当是时，江南释教都总统、永福杨大师琏真佳，大弘圣化。自至元二十二春，至二十四春凡三载，恢复佛寺三十余所；如四圣观者，昔孤山寺也。道士胡提点等，舍邪即正，罢道为僧者，奚啻七八百人云云。
由是观之：此种争执之大体可知矣。又焚弃道教伪经，宪宗之世，既已行之；其后尚实行数次；考其起因，实由于道教之徒，占领寺院，数侵佛教之范围；如孤山寺者，有名之伽蓝也，其时已化为道观矣。当时之道教，有正一教、真大教、太乙教三派之别：正一教起自张道陵；其余二派，则始于金之道士：即真大教为刘德仁所唱；太乙教为萧抱真所唱；此等道教，至是皆受极大之打击。《辩伪录》（五卷）载《焚毁诸路伪道藏经之碑》，乃至元二十一年祥迈奉世祖敕所撰，专为破斥道教而设也。盖排佛之举，虽复见于明世宗之世；然在我国历史上观之：此次可称道佛二教争执之最后时期矣。
《佛祖通载》列此焚毁之《道藏经》书目，凡三十九部。又《辩伪录》载僧侣与道士论议者十七人，道士之归佛者十七人，所谓十七僧者：即燕京圆福寺从超、奉福寺德亨、药师院从伦、法宝寺圆胤、资圣寺至温、大名府明津、蓟州甘泉山本琏、上方寺道云、滦州开觉寺祥迈、北京传教寺了询、大名府法华寺庆规、龙门县行育、大都延寿寺道寿、仰山寺律主相叡、资福寺善朗、绛州唯识讲主祖珪、蜀川讲主元一是也。
元自世祖崩后，历七十余年而亡；盖世祖时代，蒙古极臻隆盛；殆世祖崩，元遂式微。其间喇嘛教，颇蒙保护；因保护之甚，酿成弊害；至于佛教史上，则别无显著之事迹。惟刘秉忠之历史，有足述焉：盖秉忠固助世祖立大功之人也。初蒙古都哈喇和林，世祖之时，移都燕京，建国号曰元；种种制度，多为秉忠所定。秉忠，本禅僧也；先是海云禅师应世祖之召，途次云中；闻秉忠博学多才，偕谒世祖，大合帝意；海云南还，秉忠奉命留侍左右，决大事者三十余年；官光禄大夫太保；死赠仪同三司太傅，封赵国公，谥文贞；秉忠虽位极人臣，尚斋居蔬食，终日淡然，无异平昔。
明太祖朱元璋，濠州人；少失两亲，入皇觉寺为僧。元末，各地豪杰并起，元璋亦起于濠州；随郭子兴，得其信任；终领其众而大兴；故即位后，颇保护佛教。不独佛教为然，即道儒二教，亦加保护。当时鉴于元末佛教流弊，以为不严重约束佛子之行为，则不得望佛教之兴隆，于是凡欲为僧者，必考试经典，给度牒，不许任意出家；禁僧侣混杂俗人中生活，有带妻者，加以严惩；而鼓励避俗修禅山中者。于洪武二十七年，敕礼部榜示各条之中，一一举之。其文曰：“凡僧之处于市者，务要三十人以上，聚成一寺。”又曰：“僧有妻者，许诸人捶辱之；更索取钱钞，如无钞者，打死勿论。”又出榜文，张挂天下各寺；凡轻慢佛教，骂詈僧侣者处罚。
又为处理僧侣寺院（道教亦然）计，详定僧官之制；设僧道衙门，置僧录司、道录司，各任其宫；品秩甚高，待遇优渥。大理寺卿李仕鲁屡上疏陈僧侣之跋扈，不采；仕鲁辞官，帝怒而处之以死。兹将其时所设之僧官，举之于下：大体依据宋制。
僧录司，掌天下僧教事。（京师）左善世（正六品）右善世（正六品）左阐教（从六品）右阐教（从六品）左讲经（正八品）右讲经（正八品）左觉义（从八品）右觉义（从八品）此时受僧录司之任命者，则有左善世戒资、右善世宗泐、左阐教智辉、右阐教仲羲、左讲经玘太仆、右讲经仁一初、左觉义来复、右觉义宗鬯，此洪武十四年所制定者。洪武十一年任玘太仆为左讲经；更任溥洽、德瑄、了达三人为僧录司；十二年授仲羲为阐教；此皆前所制定者。洪武十五年，任行果为左阐教，任如锦为右觉义，复任西藏星吉鉴亦为右觉义。其后尚有左善世弘道，左善世夷简等之名。
各府僧纲司，掌本府僧事。（地方）都纲各州僧正司，掌本州僧事。（地方）僧正各县僧会司，掌本县僧事。（地方）僧会太祖崩，建文帝（惠帝）立；仅五年而有燕王棣靖难之役，燕兵陷金陵，帝遂不知所终。盖太祖鉴宋用郡县制度，帝室孤立而亡；故封二子■为秦王（西安），三子桐为晋王（太原）；四子棣为燕王（北平）；总封二十五王（皇子二十四人，从孙一人。）于各地，以藩屏皇室；而诸王之力强大，卒招此祸。或谓建文帝投火崩；或谓在逃，不知所之；或谓及事急，开太祖遗筐，有杨应能度牒法衣，因编修程济计，遽招溥洽，落发为僧，由水关逃去；称为应能，巡游广西贵州诸寺。英宗正统年间，迎于宫中，号为老佛以寿终。传其还京时途中所作之诗曰：“流落江湖四十秋。归来不觉雪盈头。乾坤有限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影暗。昭阳殿里雨声愁。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燕王棣即太宗（永乐帝）也。使太宗举事者，即禅僧道衍。初太祖后马氏，先太祖崩；太祖甚悲，不再立后，葬毕，选各高僧侍诸王，使为母祈冥福。时道衍因左善世宗泐之荐，随侍燕王赴北平，住庆寿寺；劝帝举大事，受命为军师，卒能使帝达其志。帝即位后，衍为左善世，更擢为太子少师，复俗名为姚广孝，不再蓄发娶妻。著《道余录》。死后封荣国公，谥恭靖，享祀太庙。盖姚广孝之事迹，颇与元刘秉忠相似也。
太祖洪武五年，集大德于蒋山，校刻《藏经》，是为《南藏》；太宗永乐十八年，复重刻于北平，是为《北藏》；南北二京，各藏一藏；更刻一藏于石，安置于大石洞。太宗以后，明佛教尚盛；武宗极尚佛教，学经典，通达梵语，自号大庆法王；其护法更无论矣。道教虽亦受累代保护，其势力远在佛教之下。世宗即位，极嫌弃佛教，溺于道教，信道士邵元节，以为真人，使总领道教；又举道士陶仲文；元节官至礼部尚书（死赠少师）；仲文进少保礼部尚书，封恭城伯。嘉靖四十年，使御史姜儆、王大任等，索天下之符箓秘书。道士四方来集者甚多，道教之势极隆。当其即位之初，先毁宫中佛像，凡百九十六座（一万三千斤）；更用赵璜之言，一夜中命破坏京师寺院；悉除禁中佛殿；太庙配祀之姚广孝，则移置于大兴隆寺，力排佛教；后服道士王金等所献丹药而崩。
宋元明三朝，禅宗在国中最占势力；宋初之天台，元之喇嘛，皆不及也。明代始将禅讲教三者，相提并论。太祖洪武十五年，礼部榜示亦有“照得佛寺之设，历代分为三等；曰禅，曰讲，曰教，其禅不立文字，必见性者，方是本宗；讲者，务明诸经旨义；教者，演佛利济之法，消一切现造之业，涤死者宿作之愆，以训世人”等语。其法以禅为第一；以华天诸宗为讲，属第二；以仪式作法，专务祈祷礼拜、忏悔灭罪之道者为教；教似密教（喇嘛教亦属之），属第三。或谓禅、讲、瑜珈，而禅独占佛教首位。
我国佛教之末期，所应注意者，为诸教融合之倾向；非独天台与禅，或华严与禅，或念佛教与禅，在佛教之内，互相融合；即佛教与儒教，亦有融合之倾向；故佛儒道三教融合论，迄明末而益著。
自明以后，佛教渐衰；至清代仅尊形式之喇嘛教；虽有遗留名寺，概无足观；惟禅净二宗，仍融合一致，流行于民间；清末学者，多喜研寻佛学；佛教乃有复兴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