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在变化的国际形势下，正努力寻找自身的定位，进行外交政策调整，协调各方关系，试图使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一）美国外交政策的调整
第一，近来美国外交政策调整的显著表现就是全方位推进“转型外交”，以美国的模式来改造世界。2006年1月18日，美国国务卿赖斯在乔治敦大学发表演讲，正式提出“转型外交”学说，被称为美国的“外交新战略”。⑤美国外交的新前沿包括非洲、拉美和中东地区处于转型期的国家，以及印度、中国、巴西、埃及、印度尼西亚和南非等正在崛起的地区性主导国家。转型外交包括三层含义：第一层是促进国家类型的转型。美国要通过外交推广其界定的民主，从而促成非民主国家向民主国家的转型，建立民主国家联合体。从布什第二任期起，美国的国际战略开始从极端保守主义向较为传统的现实主义倾斜，但推行民主仍然是主轴。
第二层是美国推行民主政治的手段和工具的转型。⑥用军事手段甚至是单边军事手段促成其他国家的政体转型对美国来说代价极高，并且用这种方式促成的民主政体很难稳定下来。所以，美国开始使用“转型外交”，推动民主的手段开始从外力强加向内部催生转型，就是通过非军事的各种手段如依靠所在国的反对党或者非政府组织从内部来催生所在国的民主化。第三层是美国外交更加重视外交形式的有效性。公众外交在美国外交日程中逐渐占据重要地位。转型外交将重点领域从欧洲转向亚非拉，将外交对象扩展到民间，援助与民主挂钩。布什政府提出“转型外交”是与其政治处境密切相关的，是美国基于国外困境和国内反对而做出的姿态转变，表明美国政府确有调整对外政策和外交政策的想法。但是这一提法出台以后，美国由于注意力被一系列问题牵制，疲于应对，根本无暇顾及这种转型外交的真正实施。所以，“转型”外交更多的是布什政府面对国内外困境所作出的一种看似“积极”的姿态表示，而没有成为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指导方针。
第二，推动民主价值共同体建设。推进民主是美国外交核心任务之一，美国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民主大家庭。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建立一个民主价值共同体。美国朝野关于以民主价值共同体为核心建构国际秩序的理念正日益成为主流观念。民主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在对外关系上美国历来有传播民主自由的传统。20世纪 80年代以来，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都开始接受有必要扩展民主的观念。冷战结束后，新保守主义逐渐占据决策上风。他们强调，美国不仅有能力在任何可能的地方推动民主变革，而且这种变革可以在短期内实现。自由派人士则相信民主价值共同体是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的核心基础。在处理与盟友的关系时，美国会更加注重强调共同拥有的民主价值观，并以此作为维护相互关系的重要纽带和沟通彼此认同的契合点。
第三，重视地缘政治合作，加强与欧洲关系特别是与法德的关系。虽然美国2003年抛出了“新老欧洲”之说，把反对美国对伊战争的法德等国称为“过时”的“老欧洲”，然而，实力和影响力强大的“老欧洲”却是美国无法回避的现实。西欧是美国在整个西方世界中最主要的伙伴，其地缘战略地位对于美国来说有如生命线一样宝贵。尽管双方存在着诸多分歧和矛盾，但是合作与发展是美欧关系未来走向的主要脉络，所以美国会加强与法德等欧洲国家的关系，推进地缘政治合作的进一步开展，这是美国全球战略安排的一大依靠，因为单凭美国的力量是难以维持全球霸主地位的。
第四，安抚俄罗斯，防止俄罗斯的强力反弹，挤压安全空间的同时采取安抚策略。“9·11”事件以来，美国从“颜色革命”到建立反导系统，不断在俄罗斯的“前院”和“后院”“放火”，已经惹怒俄罗斯，双方矛盾尖锐，主要集中在导弹防御、科索沃地位、伊朗问题这三个焦点上。俄罗斯强烈反对美国在波兰和捷克建立导弹防御系统的提议；美国支持科索沃独立，而俄罗斯则表示反对并要求继续谈判；在伊朗问题上，两国围绕是否应该对伊制裁争执不下，互不相让。所以，为防止俄罗斯反弹，美国需要及时灭火。2007年 5月，赖斯对俄罗斯展开安抚之旅，试图缓解两国不断加剧的紧张气氛。7月，普京访美，布什总统精心安排访美行程，并将元首会谈地点放在老布什位于东北部缅因州的庄园内举行，试图以特殊安排挽救俄美关系。可见，美国在挤压俄罗斯战略和安全空间的同时，还时刻提防俄罗斯的战略反弹和过度反应，避免擦枪走火。
第五，试图将北约功能全球化，服务美国战略利益。同时加强美、日、印、澳合作，倾力打造亚洲版北约。冷战后，美国基于北约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将其从一个“冷战时代的地区性军事集团”，转型为 21世纪“全球性的政治和军事同盟”。2006年11月底，美国在北约首脑会议上，信心十足地提出“北约全球伙伴关系计划”。主张北约“将由区域性走向全球化”。主张北约成员国的大门应“对世界上所有的民主国家敞开”，以及建立“全球伙伴关系理事会”，使北约的合作伙伴“遍及全球”。⑦美国之所以热衷于北约全球化，主要由于在“9·11”事件之后，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双重化，既要反恐和防核扩散，又要遏制其他大国，这就造成了美国的全球战略资源耗散。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更是明显地感觉到了自己的全球行动资源严重不足。在后来的伊朗核问题和朝鲜核问题上，美国事实上都受到了行动能力有限的制约。
美国希望借助北约的招牌来勾起所谓“民主”国家的认同感，并希望在寻找共同点的过程中恢复美国原有的影响力，也希望北约能够多分摊军事费用，还想引诱北约国家安装导弹防御系统，以此来拉动美国经济。因此，美国需要更多的能够行动一致的全球合作伙伴。然而，黎以冲突的后期，美国曾试图仿效阿富汗模式，授权北约派遣部队负责黎南部的安全，监督停火决议的执行情况，但遭到其他北约成员国的反对。看来，北约要从欧洲走向“全球化”，还面临许多掣肘和挑战。同时，“全球伙伴关系”计划加强与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非北约成员国的合作，⑧“让日本、澳大利亚等有着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参与到北约联合军事演习及制订共同防务计划等事务中去。同时谋求与印度等国扩大合作范围。日本对美国竭力加强美日印澳合作以及打造“亚太版北约”的举措甘之如饴。
美国积极促成澳大利亚与日本的安全合作，形成了美、日、澳三角亚太安全合作机制的两翼。美、日积极向印度招手，促印度加入其推动建构的“亚洲民主轴心”。印度并未明言参加这一具有军事性的联盟，但在行动上早已站在“亚洲民主轴心”队列。美国的目的是想把大西洋、太平洋两大方向上自己可以调动的战略行动资源纳入同一个多边军事条约体系。这样，在应对世界各地的战略危机时，美国可以依托这个全球性的军事联盟体系来指挥更多的力量，更快地部署行动。
第六，进一步增加超强军事实力，力图保持军事绝对领先地位。操纵全球反恐议题，谋求战略话语权。美国当前的军事力量无可匹敌，实力超群。2006年美国国防预算为4393亿美元，与2005年国防预算相比，增加了200多亿美元，增长4.8%，超过2005年美国经济3.3%的增长率，而这其中还不包括用于伊拉克与阿富汗的500多亿美元战争费用，在2007年更是创下历史新高，达到 4480亿美元。⑨美军在水下、陆上、空中和太空都占据绝对优势。第四代战机已经开始装备，第五代战机也开始生产；太空技术更是遥遥领先，军事基地遍布全球。美国不容许任何潜在的挑战者威胁其军事地位，竭力保持军力的绝对领先。为了在全球行动的方便，继续主导国际主要议题，美国将反恐作为世界的主流话语。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合作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事务的中心议程中，反恐都是热门话题。
第七，加强与中国的沟通与协调，接触与遏制并存。近来，美国虽然绝对实力在上升，但处境并不好。全球很多问题的出现使得美国更倚重中国，因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与中国“接触”，期望中国扮演“利益攸关方”角色。所以，在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非洲问题和全球气候问题上，美国都积极与中国接触，期盼中国发挥积极作用，替美国分忧。但同时，美国对中国的戒备心理也在加强。“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责任论”两个声音都十分响亮。美国调整在亚洲的军事部署，加强与日、澳关系，组建“亚洲版北约”，拉拢印度、越南等国对中国形成战略合围。美国的“转型外交”也有中国因素，宣称要“在中国内部寻求可能的任何因素来推动中国社会政治的变革”。⑩在国际上，将一些问题归咎于中国，对“中国制造”进行抹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