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制度建设（3）

     在重建政治价值时，中国应该有一个广泛的社会共识。在这里，首先我们要把社会共识跟文化道德区分开来，如果不区分的话，你把社会共识就当成道德文化，这就很难谈了。社会共识有时候是很具体的，如果说中国现在有13亿人口应该有一个社会共识的话，而这种社会共识又只有一条社会原则，我认为这是不行的。实际上社会共识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

　　一个方面，如果一定要有一个唯一的东西，我觉得除了宪法之外，不可能是任何别的东西。任何一个带有特定民族的、传统的、宗教的、信仰的东西都不可能成为社会共识，一旦把这个作为社会共识，就要导致国家的分裂。宪法所有的价值我认为都是可以挑明的，他肯定个人权力、肯定个人自由、肯定法治、反对人治，肯定各种各样的东西。从这种意义上讲，假定我们要讲社会共识的话，唯一的社会共识就是宪法，这一点在学理上是非常站得住脚的。当代有一个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德国的哈贝马斯，他到中国来过两次。当时他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宪政爱国主义。

　　第二个方面，我觉得除了这种大的共识以外，我们要呼唤社会共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呼唤改革开放应该是一个公正的改革开放，得到的好处跟承担和付出的代价都应该是一样的。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于改革开放是有一个共识的；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贫富悬殊，由于很多贪官污吏利用改革来搞腐败，关于改革已经没有共识了。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既有知识分子，也有广大的人民群众，他们认为改革开放已经损害到他们的利益了：比如，改革开放是不是应该为一些特殊利益集团服务呢？不应该。

    一些大的国有企业，石油、化工、通信这些垄断行业出台的一些东西，都是打着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的旗号，来为他们服务，房地产商说什么一切都是商品化，等等，这些东西大家都是反对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而言，大家对于改革开放已经没有共识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重新提出了把2006年叫“改革开放反思年”，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就是中国人对于改革开放应该重新有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改革开放的代价应该由大家来承担，改革开放不应该导致一部分人大发横财，而由另一部分人去承担义务。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的共识的层次显然比宪法要低，但是我们经常用的却是这种共识。有人认为中国进一步发展需要社会共识，我认为这里要补充一点的就是依靠宪法，要宪政民主、要按照法制办事，任何事情都必须按照宪法办事，这是唯一能够凝聚我们的共识的。

　　当然还有一个更低层面的共识，就是比如说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在现代化和环保之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共识，就是不应该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现在许多地方官员为了追求政绩，就没有做到，之所以没有做到，是因为他们的升迁是跟ＧＤＰ挂钩的，是制度迫使他们这么做的。当我们需要实现这个发展与环保的共识的时候，我们一定不是给官员灌输一些理念，其实这些理念他们都是知道的，环保理念问题跟制度安排问题相比较，我认为环保理念是较为次要的。如果环保问题没有解决，那么在考核政绩的时候、在他升迁的问题上就可以一票否决，这种社会共识实际上是需要用制度来保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