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制度建设(1)

     中国目前最严重的问题是缺少诚信,这表明我们社会在基本道德上出了问题。重物质轻精神是一道世界性难题,中国也不例外。但具体到当代中国道德和精神文化上的缺少,相比起轻中华重西方、轻传统重现代这些所谓的成因,政治价值以及制度的缺位更为重要。相比回归传统道统,更为重要更为基本的是要树立起多元的政治价值,并加强制度建设。在此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应秉承批判精神,做普世价值和永恒价值的守护神。

  一、重物质轻精神是一道世界性的难题

  中国现在有凸显物质轻精神的现象,而且还非常厉害。但是对于这种现象,我觉得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是很重要的,也许不同的人对这个现象有不同的解说。其实世界上几乎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在抱怨这一点。这几乎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谈这一点的时候,既要看到共同性,也要看到特殊性。

  在中国,我觉得至少有这么一个特殊性,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其实是重精神轻物质的。记得在1975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重新执政时,想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对这种所谓的重精神轻物质意识形态进行了批判。这就是那时十分著名的“以三项指示为纲”,其中明显地批判了中国传统思想中阻碍经济发展、物质建设的东西,即:重其义而不计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邓小平其实真正针对的是“文革”时的极左思潮:最典型的就是张春桥的话,“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所谓“社会主义的草”,指的就是类似“道统”的“好东西”;所谓“资本主义的苗”,指的就是类似物质的东西,苗再好,只要不符道统,就不是一个好东西。改革开放以来的总体成就,恰恰证明小平同志所见所论更符合国情更契合国民之需。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当我们今天遭遇到了物质发展与精神生活不协调的时候,千万别再通过回归所谓的传统道统来求解了。

  当然,能否避免回归,绝非易事。因为,中国曾经经历过把精神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甚至把物质或者利益推到了完全等于零的地步的时候。“文革”时期就最突出最严重:当时很多盛行的东西实际上是非常反人性的。林彪讲的“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在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极为流行。在这样的精神滥殇中,中国经济在“文革”后期到了“快要崩溃的边缘”。邓小平1975年复出,是中国重拾现代化,从极左的、虚伪的精神原子弹中挣脱出来,即“拨乱反正”。正是从小平复出开始,发展物质利益、谋求个人利益开始在中国变得渐渐正常起来。

  如果历史是个钟摆,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中国,这个钟摆全然摆向精神这一边,但自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中叶以后,钟摆强烈、迅速地反向摆往物质这一边,甚至也出现了唯利是图、唯钱万能的荒谬现象。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这种忽左忽右大幅度摆动的现象,极为稀罕,甚至是特有的。为什么?中国这种现象与中国特殊的背景相关:中国实际上是从一个不正常的、极端精神完全没有物质的那边开始摆的,因此当它从离开精神这一端往物质摆的时候,实际上是对以前只要精神不要物质的一个反动,因此不仅不是所谓的倒退,恰恰相反,它是一种进步。

  当然,尽管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中国人越来越所谓的物质化、个人化,但是,改革开放之前那种只重精神或只重集体的东西,也并没有完全就消失掉。由此,我认为:中国的情况远不是那么简单地一清两楚的,而是很复杂地纠缠在一起的。正是出于这种认识,因此当我意识到今天物质化太强、精神性太弱这种失衡已经严重到了不得不管的地步时,我仍然很清醒:管是很困难的。

    除了一些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特殊性外,现在又有了另外一个共同性的问题,就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或者在现代化过程中,过分追求物质几乎是人类的一个通病,而且是一个非常难以治愈的痼疾。你看,不光是西方这种基督教文明国家如此,东方儒教的中国如此,印度亦如此:印度的宗教非常厉害,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视精神的民族,他们曾经对物质蔑视到了极点,但是,今天印度也在迅速地追求经济增长,追求现代化,宗教也难以挡住物质化倾向。

  正是考虑到重物质轻精神并非中国独有,而是人类发展中遇到的普遍现象,因此,中国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能否寻求到化解之道,至少我不敢太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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