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8)

     “共识破裂”:改革争论的激化

  短短十余年间,中国制造的商品洪流般充满世界,世界各地的资本潮水般涌进中国。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似乎指日可待。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增强了国力,也使许多国人日益自信。如果说1989年的电视政论片《河殇》还在忧患中国的“球籍”,那么2006年又一部热门政论片则在预言“大国崛起”了。两部片子,真可谓给人沧桑之感!

  随着外向型增量的膨胀,经济的“游戏规则”也继续变革。2001年以来,在“改革”方面中国确立了“市场经济”目标,在“开放”方面中国实现了加入WTO的愿望。尽管这个“市场经济”前面还有“社会主义”这个意识形态限制词,但现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的市场经济也是有限制词(“社会市场经济”、“福利市场经济”等等)的,而且除了官府的垄断与特权仍然严重外,中国如今对“市场经济”的其他“限制”(公共福利、劳工权利、社会保障、非营利部门发展、环保限制乃至宗教传统的约束等等)绝不比所谓“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多。以至于像张五常先生等人最近称赞“中国比美国更自由”,而李嘉诚先生在疾呼警惕“民主化造成福利社会”之余似乎并不担心民主的阙如会妨碍市场利好。另一方面,中国加入WTO虽然有过渡期特殊条款的保护,但这过渡期并不长,中国在全球化中“与国际接轨”的速度应当说是相当快的。

  无疑,1992年后的15年来中国所取得的进步是巨大的。但是另一方面,这15年积累的问题之多也不容忽视。15年来,中国借助铁腕体制降低“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避免了一些民主转轨国家疲于应付的各阶层频繁博弈的“拖累”,实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然而社会公正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我国如今不仅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不断升高,而且更重要的是因垄断和特权造成的升高没有说得过去的理由,使得大众的不公平感比同等基尼系数下的国家更高。我国如今不仅存在着公共品供给的不足,而且还叠加了“公共品缺少公共性”的体制弊病:早在改革前的旧体制下,收入高者享受更高的公共福利,而收入低者公共福利就享受得更少,“二次分配”不是缓解了,而是加剧了初始分配的不平等。这个弊病在如今单向度的市场化改革中不仅没有被克服,反有加剧的趋势。体制缺陷形成的“扩权容易问责难,卸责容易限权难”,使得“放权让利”的改革变成了“弃责争利”,公共服务部门放弃服务责任,利用公共资源大肆“创收”,同时却凭借垄断权力排除来自民间的竞争……

  这一切终于冲破了“不争论”的樊篱,导致了近年来相当尖锐的“改革论争”,这成为新阶段的第三个特点:先是在对“掌勺者私占大饭锅”的批评持续多年之后,以“郎咸平旋风”为契机发生了激烈的国企改革争论,接着“医改报告”又引发了以医疗、教育问题为中心的公共品供应改革争论,以及以物权法和农民问题为中心的经济社会改革争论,等等。这些争论把1997年那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主义”之争深化为一系列的“问题”辩论,它们的种种现实利益背景已经穿透意识形态的表象而凸显出来,从而使争论变得相当激烈,以至于有人惊呼“改革共识已经破裂”。

    显然,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把饼做大”就能缓解“分饼不公”的矛盾,而是出现了经济发展与内部外部矛盾同步持续深化的现象。“上访潮”持续攀升,“群体性事件”大幅度增加。1992年这轮改革初起时,人们曾试图把体制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上,当时常说东欧垮了而我们没垮,就是因为我们经济搞得好。但是现在,经济高增长和社会不稳定同时发展的现象使人对此说日益怀疑。如果说在意识形态上“不争论”不失为邓小平的智慧之举,那么在利益矛盾方面不允许博弈,就有极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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