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层贫民
一个在工作中失去自由的阶层，由于经常受到老板的斥责而对生活心存怨恨。他们生活中惟一的乐趣，也许就是串亲戚。
上层贫民阶层为人不错。可是再往下走，中层和下层贫民阶层的举止可能就会让一些人觉得受冒犯了。中下层贫民为自己的工作感到痛苦，通常是因为对他们的监督和管理太严酷，总被别人当成任性的孩子一样对待。一名汽车装配厂的工人说：“这儿就像在军队，不，比军队还糟糕……哪怕你去撒尿，也得领一张护照。”《劳动阶层的大多数》一书的作者，安德鲁·李维逊，曾提示我们想象一番“老有一双工头的眼睛在你身上扫视的滋味，中产阶级社会里绝对不会有这般礼遇”。领薪的专业人士当然也有自己的上司，但人们终究难以想象，如果一位教授或者管理人员旷了一天工，会有人要求他们出示医生的病假条，或者汇报他们上卫生间的具体次数。
中层和下层贫民之所以处于如此情形，是因为他们在一个凡勃伦称为“人对人的强制性压制”中扮演着牺牲品的角色，这一现香委实令人不快。（施加这种压制，而不是让自已被人压制，是那些更幸运的人们的特权：经理、教师、作家、新闻记者、神职人员、电影导演等。）
的确，被监督的程度，通常比收入更直接地显示等级差别。这就表明，整个等级体制更像是在识别自由的价值，而非仅仅宣扬金钱的价值。你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监督，比你从这种受监督的劳动中领回报酬的多少，更能显示你的真实等级。这一点说明了为什么中学教师比大学教授的地位要“低”。中学教师有责任每周向校长、行政负责人或“课程协调人”报告“授课计划”，也就是说，承认自己的屈从地位。大学教授则因为无须向任何人汇报工作而位高一等，尽管中学教师有可能更聪明、更有风度、更有钱。（如果你想发现贫民，就会立刻注意到，只有在公立中学、邮政部门、警察署才常常听到这样的术语——督察、指导。）
如果一个人的恭顺服从总是第一位的，他或她一定是个中层或下层贫民。职业阶层从事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不发生差错或失误，即使发生，也可以远远逃避后果，做到事不关己、无人问津则更好。千万不能因为立刻被发现并遭到老板的斥责，而蒙受耻辱和丢脸。由于长期在工作中忍受屈辱，下层贫民总是精神消沉。如一位女工所说，“我们中间好多人的工作，对我们的精神来说简直太没劲了。”圣路易斯的一位出租汽车司机这样为美国发动越南战争辩护：“我们可不能是一个可怜的、没救的巨人。我们要让他们明白，我们是第一。”“您是第一吗？”斯特兹·特克尔问他。沉默片刻，他回答道：“我是零蛋。”
贫民倾向于用简化的方式表达对等级的失望。当我们观察贫民时，最好注意英国批评家理查德·霍嘉特（Richard Hoggart）的结论：“绝对不存在简单的人。‘平常’人也很复杂。”罗伯特·布莱一定会表示赞同，因为他的诗歌已经表明了这点。这首诗的名字叫《跟我来》：
跟我来，进入那些事物，那些
感受这绝望已太久的事物——
那些在可怕的孤独中嗥叫的
被卸下的雪佛兰车胎。
躺在灰烬和尘土里，像醉倒的人
赤身
摇晃着跌下山，在夜晚，终于
湮没了，在池塘，
那些弃在高速公路路肩上的内胎，破裂，
黑色，干瘪的躯体，被使用过，爆开
并被扔掉。
那些散落在车库长椅周围，蜷缩的薄钢片，
有时候还温暖，坚硬，当我们握住
它们，但也放弃了，只把万事归咎于政府
那些南达科他的公路，迂回着
四处探触，
在黑暗里……
这倒是一个提醒：正是他们，那些中层和下层贫民阶层，一一退缩到他们私人的乐趣中去：家庭作坊，房屋修缮，洗车擦车，打扑克，钓鱼，打猎，野营，观看电视上的体育比赛和西部片，把自己当作球场上的四分卫或者开拓边疆的英雄，走亲访友（相反，大多数中上层人士对亲戚退避三舍，只与朋友来往），在周六或周日与家人在当地的商厦购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