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雏军与科龙的缘分要追溯到1999年。
媒体曾经登载一个故事，并以此解释顾雏军为何要收购科龙：1999年，顾雏军曾经携带着自己发明的“顾氏制冷剂”前往此地推销，但是吃了闭门羹。“开始科龙不理他，门都进不了。我们技术部的副部长嘲笑他，你这个东西能用吗？我们要用国际标准的制冷剂。”顾雏军为一雪前耻，也为了推销格林柯尔制冷剂，于是谋划收购科龙。
这样理解顾雏军收购科龙的目的过于简单了。
顾雏军毕竟是个深谋远虑、眼光独到的企业家。顾雏军收购科龙的第一个目的，是要进行制冷产业的整合，建立一条包括上、中、下游产品的完整的产业链，进而实现他的制冷产业帝国梦。这完全是一个具有战略意图的收购。
“制冷剂是个非常窄的行业，在这个行业中我们做成这个样子，应该说是很出类拔萃的。后来我们觉得要有更大的发展，比如，我们作为一个做制冷剂的公司，对下游产品——空调和冰箱可能是最熟悉的，所以收购科龙肯定是最合适的。另外，如果能通过收购科龙使得我们的公司有另外一个发展空间，这肯定是合适的。做制冷剂毕竟不能做成一家垄断的地步，而且有很多传统的大公司，你要把他们从这个行业中挤出去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往下游发展，从企业发展的角度讲这是很好的战略决策。”
1995年，顾雏军在天津设立了制冷剂生产基地，1998年，又建立了以北京、深圳等四家公司为主体的营销体系，这时他就有了进入制冷终端产品市场的想法。等到格林柯尔在香港创业板上市后，顾雏军收购制冷终端企业的意愿已经很急迫了。
顾雏军说，他看重科龙，并非为了一雪前耻，而是因为“科龙冰箱连续9年全国第一，它同时也是空调巨头之一，在行业内根基深厚，更重要的是科龙是个水分比较少的企业，这是我做出选择的原因。我看得准我手上的东西”。
顾雏军收购科龙的第二个目的是为了实现制冷剂与终端产品——冰箱和空调的有机结合。结合的目的当然也是为了销售顾氏制冷剂，但更重要的目的还是利用顾氏循环理论和顾氏制冷剂提高科龙产品的科技含量，同时降低科龙产品的成本。
“中国家电业基本上处于同质性竞争状态，资源差不多，还不是一个外向型的行业，需要业内自身努力从内向型企业转为外向型企业，而格林柯尔的产品会使空调成本降低，新的科技结合科龙强大的生产和营销能力所产生的优质东西不会没有市场。”
“格林柯尔的制冷剂出售也好，做工程替换也好，作为技术的最大优势都没有发挥出来，最好的途径是和制造业结合，这种结合能打造出一流的制冷企业，科龙就是要朝这个方向发展，做好空调，做好冰箱，制冷产品由格林柯尔重新设计，可以降低10％的成本，而格林柯尔将借助科龙的服务渠道，在国内展开5匹以下空调制冷剂的替换业务。”
“收购科龙时我可以说有100%以上的把握，我们经过了13个月的时间来完成收购，对企业的情况非常了解。实在地说，当时我说当年赢利的时候，心里也有疑虑，但我想即使当年不能赢利，第二年肯定赢利，因为科龙的底子还是比较好的。”
“当时我们的审核小组进入科龙，利润和亏损原因都不是重点，唯一要审核的就是它的销售额是不是真的。当时公布的40亿元销售额，如果只有10亿元，那这么多人我怎么也养活不了，只要销售额是真的，科龙就有救。我们发现，科龙是按国际会计准则计算的，只算最后一次销售，收支是很清楚的两条线，所以尽管它的成本很高，各种费用的支出控制得不好，但都是管理上的问题而不是结构上的问题，只是缺乏家电行业寸土必争的斗志，效率不高，这样的话，精神面貌改变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一年内赢利虽然难但还是有可能的。我想谁都清楚，3.5亿元绝不是打哈哈的小数，至少作为一名科学家，我没有胆量这么冒险。”
顾雏军入主科龙后，是想通过降低成本使科龙迅速赢利。
顾雏军收购科龙的第三个目的是以科龙为龙头“建国际化的公司”。顾雏军10年的海外经营，使其具有了海外销售经验和渠道，而当时科龙的海外销售额还少得十分可怜。果然，当顾雏军的海外优势与科龙产品的自身优势相结合时，科龙的海外销售出现了惊人的飞跃。
不管顾雏军上门推销制冷剂吃闭门羹的故事是否属实，他与科龙的亲密接触的确始于1999年。这一年筹划将数家格林柯尔工程公司资产打包后赴香港上市的顾雏军，通过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汤美娟主动接触科龙。安达信系顾氏在香港上市公司格林柯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8056.HK，下称格林柯尔科技控股）审计师，同时担任科龙电器审计师。
此次顾雏军接触科龙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推销格林柯尔制冷剂，二是指望科龙成为即将上市的格林柯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的战略投资人。经过一轮谈判，顾雏军与科龙的第一次合作以失败告终。当时科龙的高层既不认同顾氏制冷剂，也无意投资格林柯尔，而且并不相信格林柯尔“好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业绩。此时的科龙正值王国端主政，接待顾雏军的是科龙的副总裁兼财务总监李国明。
但顾雏军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他是那种锲而不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商人。
一位当年接近科龙核心层的人士说：“要是我就不行，我脸皮哪有这么厚，被人家踢出来几次我还去？但是顾这个人确实能够锲而不舍，一条路不行两条路，两条路不行再找第三条路。”
的确，顾雏军是个一条道走到黑的人。他因此受益匪浅也深受其害。
2000年7月，格林柯尔在香港成功上市的当天，顾雏军就铁下心来要收购科龙。
2000年10月，顾雏军再次开始主动跟科龙接触。这次，日益陷入困境的科龙主人已看到了顾雏军的优势。“当时政府看中格林柯尔两点：一是我们是做这个行业的，掌握上游技术；第二是机制，我们是在纯粹的市场运作当中成长起来的一个企业。”一位格林柯尔管理者回忆说。
2001年年初，科龙形势进一步恶化，短短几月内科龙在香港股市上的股价跌破2港元，同时科龙在刚刚上市的内地A股市场上也跌得一塌糊涂。
这时，顺德市的国有企业转制已基本完成。顺德最大的企业科龙已成改制的最后一块“硬骨头”。于是，当时还是科龙主人和最大股东的容桂镇政府决意退出。镇委书记邓伟根向媒体公开表示：“科龙历史问题严重而现状堪忧，再由政府把持已无前途。对政府而言，将公司交予有经营能力的战略投资者之手，正可盘活企业，而只要企业留在容桂，即可为政府贡献税收，解决就业，政府退出实则并无损失。”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01年4月的一个上午，顾雏军的副手、外交官出身的格林柯尔副总裁刘从梦率领四人项目小组从京城飞抵广州，然后驱车前往顺德市，与容桂镇政府开始了为期半年的收购谈判。谈判在刘从梦和容桂镇镇长刘知行之间进行，但关键谈判则是在顾雏军与镇委书记邓伟根之间进行的。
这次谈判异常艰难。“有时谈判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是，在坚持大原则的基础上，双方都有容让的精神。”刘从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