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发生了老师自杀的事件。这位女教师平时多和一些俄国青年人来往，时间一长，就生出一些流言蜚语。她一时想不开，用手枪自杀，所幸没有打中要害，不久伤口愈合仍然来上课。这事件也影响了大家的情绪。其次，是学生们觉得每人每月五元的学费太贵，有点负担不起。陈子英先提出要自学，这样就减少一个了。另外有些人也各有理由，于是俄文班宣告解散。后来，这六个人中间，只有坚持自学的陈子英俄文程度达到了能看书的地步，其他几位都半途而废了。鲁迅、周作人、许寿裳从俄文直译文学作品的计划受了挫折，只好从别的语种转译。
后来有一次，许寿裳给杂志投稿，想用一个笔名，但一时拟不出来。一旁的鲁迅建议他用“旒其”，乃是俄语“人”的译音。这个笔名就算是他们同学俄文的唯一纪念了。
周作人在学习语言方面似乎比大哥更有天赋，他这时又开始了古希腊文的学习。谁都知道，西方的文明有两个大源泉，一个是古希腊文化，一个是基督教的《圣经》。在西方，修习文学、哲学、历史等人文学科，先要学古希腊文或拉丁文。
但当时，日本高等学校里只有帝国大学哲学系设希腊文课，此外只有西方人办的学校里才有。周作人选择了美国的教会学校立教大学。一开始，用怀德的《希腊文初步》打基础，接下去读色诺芬的《进军记》。
周作人对正统的希腊文还不那么热心，倒是经常去与立教大学有关系的三一学院听希腊文的《福音书》的讲义，那是古代希腊的白话文，因为圣书所用的语言应该使普通老百姓能懂。周作人来听这讲义，怀着一个心愿，就是想把《圣经》从希腊文直接译成汉文。
其实《圣经》在中国早就有了译本。周作人在南京读书的时候，常听一位比他高两级的同学大谈《圣经》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性，说学英文的学生不可不读。其版本当然是1611年英王詹姆斯钦定本最好。周作人当时读了白话译本，觉得不佳，还有用古文译的，也远不如佛经的古奥典雅。他那时最佩服译坛上两个大家，一为严复，把西方著作用周秦诸子的笔法译出；一为林纾，将英国司各特的小说做得像司马迁的文章。他也暗下决心，准备把《圣经》的“新约”部分至少是四福音书译得像佛经似的古雅，与两位老前辈竞爽。
当时他已经读过《楞严经》和《菩萨投身饲饿虎经》，觉得此事大有可为。
后来他这个计划并没有实施，一方面是因为思想改变，不再觉得文章是越古越好；另一方面是重读了《圣书》的汉文译本，觉得已经很不错，用不着再改译了。
但周作人所学的古希腊文仍然是极有用的。在中国，通这种文字的人本来极少，而既懂古希腊文又有深厚文学造诣的人就更少。周作人有这个优势，遂成为中国现代翻译界一大家。单凭这方面的优势，他就实现了青年时代的愿望，跻身于他所钦佩的两位翻译界老前辈之列了。
后来，30年代，他译了希腊神话和拟曲。解放后，因为著作不好发表，就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翻译工作，先后译了《伊索寓言》、阿里斯托芬和欧里庇得斯的戏剧等等。晚年，不顾年老体衰，生活困难，完成了五十多万言的《卢奇安对话集》的翻译。
总之，古希腊和日本是他一生神往的两个国度。他常常把日本称作现代的希腊。而他的文章，极力追求平淡和简素，接近自然，与这两个国度的人情物理不无关系。
兄弟合译小说
鲁迅一面翻译科学小说，一面也在筹备出版一种文学杂志。筹备文学杂志需要资金，也需要有稿子。撰写稿件就需要参考资料，搜集资料当然需要买书。最好的办法是先搞一些翻译，挣取稿酬，再来买书。
稿费并不高，平常西文的译稿只能卖到千字两块，而且是所谓“实数”，即标点符号和空白都要扣除。
周作人跟鲁迅刚到东京，就看见宿舍里收到丸善书店送来的一包西文书，是鲁迅回国前订购的。有英国该莱（Gayley）著的《英文学里的古典神话》和法国泰恩（Taine通译泰纳）的《英国文学史》英译本四卷。鲁迅的英文水平不高，这些书倒很适合周作人看。他也很感兴趣。他以前没见过文学史这类书，现在了解到泰恩著的文学史偏重社会环境对文学的影响，并且提供很多英国历史知识，觉得很有用。至于那本神话书，虽然说的是英国文学对希腊神话的应用，但行文中也可以理出那神话本身的大概了。在书的前面，还说明古今各派神话研究者对希腊神话的解释，使周作人大开眼界。他特别注意于安特路朗的人类学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