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看开幕式记录片《张艺谋的2008》，你其实特别焦虑，是因为必须妥协而焦虑吗？
张艺谋：我是很焦虑。你看我拍电影，队伍只有200人，感觉到一切都可以掌控，我只是自己跟自己较劲、设法寻找自己想要的东西、突破自己的条条框框，去寻求新的感觉。这是一种个人创作。奥运会的事情不同，真的不是纯个人的，方方面面有许多事情无法掌控，让你欲速不达，让你心生焦虑。我是个相对比较坚强的人，你会看到我相当的焦虑，我不知道，也许别的导演搁在我这儿比我还要焦虑，别人还会崩溃。
妥协也不见得是坏事。因为是一次全中国人寄托的创作活动，目的和意义都远非个人活动可及，个人艺术上的见识和坚持，常常要让位给更大的目标。如果在这样的活动中一味地坚持自我，是很愚蠢的，也是不称职的，应该大局为重，一定要摆好这个心态。所以妥协是必须的。
问：你个人创作也会妥协吗？
张艺谋：拍电影也要妥协，最简单的说，要符合国情吧，要通过审查吧。你自己想怎么拍怎么拍，不符合现在的政治社会环境和商业化，都不行啊。没有一个创作是真正自由的，就算在国外也一样，国外一导演，他要妥协的部分同样多，没有一个导演敢宣扬说，我是百分百的自由创作。
问：你说过你的信仰“就是中国会越来越好”，“信仰我们这个民族顽强的生命力”，这种信仰从何而来？
张艺谋：我是毛主席那个时代教育出来的，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人，不信神不信鬼不信宗教，我们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至今我也什么都不信，佛教、道教，我也尊重，为了寻求平安，我们这个庙也拜，那个头也磕，我们把工作都做了，包括电影开机也烧烧香，入乡随俗嘛，敬心里的东西。但实际上我相信严谨、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我相信人可以体现一切，我相信人的精神、人的意志和人的努力。同时我也相信团队，大家的认真负责。我也相信，我们不至于没有运气，开幕式，中国人就这一个机会，没运气的时候我们赶上了？我不相信。
问：你的自信从哪儿来？
张艺谋：这点是被承认的，我很自信也很坚强。是成长经历吧。我从小不自信，跟家庭出身有关系，我出身不好，是狗崽子，儿时的苦难或者磨难，让你慢慢地用平常心来对待。磨难是一种财富，对待这种磨难不要自恋，不要扭曲，反倒会以一个平常心看待一切，可能力量和自信就从这里来。力量和自信不是说我要这样我要那样，我怎么怎么蔑视一切，我多牛，牛烘烘，反倒是看开一点，你是个普通人，因为你的职业广受关注，否则你就是个木匠。其实干什么事情都这样，别拿自己太当碟菜，有自知之明，这样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不会一下子很脆弱；你碰到一点荣誉呢，也不会一下子就范进中举，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我们这行全是这种人，一个片子一牛，哇，一览众山小。你也不会那样儿，只是做好自己的工作，相信自己的努力。
问：听说，你28岁之前，世界观就确立了。
张艺谋：世界观这词挺大的，什么是世界观也挺大的一事。还真不知道哪年确立的世界观。这话是这么说的：我在28岁之前，在北京电影学院以前，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经历了青春期的成长，所以说应该说在28以前，我的人生经验已经有方向了，这个人干什么，大体上跑不了样儿了，大体上就是他的性格。尤其是10年文化大革命，正好我16岁-26岁，是最重要的成长期，它给人的积累和影响是深远的。那种狂热、动荡、残酷的生存环境，人性在那个10年文革中的许多本质的表现，这些东西对我日后了解社会、了解人生、判断很多事情的价值，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坚韧，或者叫承受力，应该是那个时代、百分百是那个时代锻炼的。
问：总体来说，你近几年的创作被评价为“与时俱进”。
张艺谋：与时俱进，我自己还没想过这词儿，不过你这么说，我倒觉得我拍片子和做文化活动，真的有点与时俱进的意思。这个跟我在创作中很愿意追求形式感有关，我这种强烈的追求形式感，常常也招致很多批评，可能正是因为追求形式感的爱好吧，让你对新的东西很敏感，因为新的东西，常常是以强烈的形式感出现的，不是以内容，不是以丰富的内涵，而是以独特的形式，所以与时俱进与追求形式感有关。
内容与形式也是要高度统一的，我们的成长经历，我们这一代，挺文以载道的，至如今都不能很轻松的看问题，我们活得还是挺沉重的。因为生活经历，对内容，对严肃的内容，我们始终是迷恋的，内容之正宗严肃，或者深刻，常常是最了不起的。说回到电影，《三枪拍案惊奇》是形式感的一次尝试，我希望能发挥一种娱乐精神，内容不要过于沉重、过于正统、过于深刻，当然要有内容，要有人物，要有性格，要有你想讲的那句话，但是不是可以让它以另一个面貌出现，负载简洁一些，有更大空间，让年轻人更喜欢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