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篇: 张艺谋:意志的胜利(2)

问:看开幕式记录片《张艺谋的2008》,你其实特别焦虑,是因为必须妥协而焦虑吗?

张艺谋:我是很焦虑。你看我拍电影,队伍只有200人,感觉到一切都可以掌控,我只是自己跟自己较劲、设法寻找自己想要的东西、突破自己的条条框框,去寻求新的感觉。这是一种个人创作。奥运会的事情不同,真的不是纯个人的,方方面面有许多事情无法掌控,让你欲速不达,让你心生焦虑。我是个相对比较坚强的人,你会看到我相当的焦虑,我不知道,也许别的导演搁在我这儿比我还要焦虑,别人还会崩溃。

妥协也不见得是坏事。因为是一次全中国人寄托的创作活动,目的和意义都远非个人活动可及,个人艺术上的见识和坚持,常常要让位给更大的目标。如果在这样的活动中一味地坚持自我,是很愚蠢的,也是不称职的,应该大局为重,一定要摆好这个心态。所以妥协是必须的。

问:你个人创作也会妥协吗?

张艺谋:拍电影也要妥协,最简单的说,要符合国情吧,要通过审查吧。你自己想怎么拍怎么拍,不符合现在的政治社会环境和商业化,都不行啊。没有一个创作是真正自由的,就算在国外也一样,国外一导演,他要妥协的部分同样多,没有一个导演敢宣扬说,我是百分百的自由创作。

问:你说过你的信仰“就是中国会越来越好”,“信仰我们这个民族顽强的生命力”,这种信仰从何而来?

张艺谋:我是毛主席那个时代教育出来的,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人,不信神不信鬼不信宗教,我们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至今我也什么都不信,佛教、道教,我也尊重,为了寻求平安,我们这个庙也拜,那个头也磕,我们把工作都做了,包括电影开机也烧烧香,入乡随俗嘛,敬心里的东西。但实际上我相信严谨、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我相信人可以体现一切,我相信人的精神、人的意志和人的努力。同时我也相信团队,大家的认真负责。我也相信,我们不至于没有运气,开幕式,中国人就这一个机会,没运气的时候我们赶上了?我不相信。

问:你的自信从哪儿来?

张艺谋:这点是被承认的,我很自信也很坚强。是成长经历吧。我从小不自信,跟家庭出身有关系,我出身不好,是狗崽子,儿时的苦难或者磨难,让你慢慢地用平常心来对待。磨难是一种财富,对待这种磨难不要自恋,不要扭曲,反倒会以一个平常心看待一切,可能力量和自信就从这里来。力量和自信不是说我要这样我要那样,我怎么怎么蔑视一切,我多牛,牛烘烘,反倒是看开一点,你是个普通人,因为你的职业广受关注,否则你就是个木匠。其实干什么事情都这样,别拿自己太当碟菜,有自知之明,这样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不会一下子很脆弱;你碰到一点荣誉呢,也不会一下子就范进中举,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我们这行全是这种人,一个片子一牛,哇,一览众山小。你也不会那样儿,只是做好自己的工作,相信自己的努力。

问:听说,你28岁之前,世界观就确立了。

张艺谋:世界观这词挺大的,什么是世界观也挺大的一事。还真不知道哪年确立的世界观。这话是这么说的:我在28岁之前,在北京电影学院以前,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经历了青春期的成长,所以说应该说在28以前,我的人生经验已经有方向了,这个人干什么,大体上跑不了样儿了,大体上就是他的性格。尤其是10年文化大革命,正好我16岁-26岁,是最重要的成长期,它给人的积累和影响是深远的。那种狂热、动荡、残酷的生存环境,人性在那个10年文革中的许多本质的表现,这些东西对我日后了解社会、了解人生、判断很多事情的价值,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坚韧,或者叫承受力,应该是那个时代、百分百是那个时代锻炼的。

问:总体来说,你近几年的创作被评价为“与时俱进”。

张艺谋:与时俱进,我自己还没想过这词儿,不过你这么说,我倒觉得我拍片子和做文化活动,真的有点与时俱进的意思。这个跟我在创作中很愿意追求形式感有关,我这种强烈的追求形式感,常常也招致很多批评,可能正是因为追求形式感的爱好吧,让你对新的东西很敏感,因为新的东西,常常是以强烈的形式感出现的,不是以内容,不是以丰富的内涵,而是以独特的形式,所以与时俱进与追求形式感有关。

内容与形式也是要高度统一的,我们的成长经历,我们这一代,挺文以载道的,至如今都不能很轻松的看问题,我们活得还是挺沉重的。因为生活经历,对内容,对严肃的内容,我们始终是迷恋的,内容之正宗严肃,或者深刻,常常是最了不起的。说回到电影,《三枪拍案惊奇》是形式感的一次尝试,我希望能发挥一种娱乐精神,内容不要过于沉重、过于正统、过于深刻,当然要有内容,要有人物,要有性格,要有你想讲的那句话,但是不是可以让它以另一个面貌出现,负载简洁一些,有更大空间,让年轻人更喜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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