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美国越来越远”
1990年-1997年，30岁至37岁的费翔呆在纽约。他差不多11点才起床，打许多电话，喝很多很多咖啡，下午出门办点儿事，大都是与朋友见面或看看电影，晚上7点有演出就去了剧场，没有则是健身房。他喜欢请朋友们到家里吃饭，不善烹饪，厨房里有70多张各色餐厅的外卖单。他在纽约的公寓有一面墙都是落地窗，窗外是时代广场，窗内有宝蓝色的中国味儿地毯、古董镜子、安迪·沃霍尔和罗依·李奇登斯坦的画、和一群猫。他过着最平常、最安宁的日子。
“当我站在《西贡小姐》的演员筛选现场，我想没有人再像我一样富有舞台经验了，但我们都一样，没有工会卡，站在那里排着队，等待被挑选。可这就是我想要的，把华丽的光环搁置，仅仅凭嗓子，看看是否能够映照到百老汇。”转投百老汇的费翔总被说成混得不怎么样，不够红，最常挂在嘴边儿的是百老汇处女作《西贡小姐》和他的伯乐、音乐剧作曲家安德鲁·韦伯，间或演演诸如《歌厅》(Cabaret )这样的经典剧目，费翔和他的同行并不是报章青睐的对象。没有什么报纸整天报道一个百老汇演员，它们都被离婚的女演员，吸毒的制作人或者流出艳照的名门女继承人占据了。费翔把这感觉称为美妙：“没有人认得我，一场表演结束，卸了妆后我站在剧场门口，可以与刚刚看完我表演的人擦身而过。”
也会有同行流露艳羡与不解，每逢讨论起来，费翔就泼冷水：“除了挣更多的钱，没有什么比在百老汇更能实现作为一个演员的价值。”偶尔会有微小的愤怒，商业化的触角也侵蚀到这里，某场剧的主角是“美国偶像”第三季的第五名，某场剧又请来了真人秀明星谁谁谁，“可舞台艺术有着先天无法抗拒的魅力，它百演不衰，有压力，却不会被淹没。”也许这片天地更能实现费翔的“控制欲”，灯光打起来，他戴着高顶礼帽或者穿身燕尾服，就是这一小片舞台的国王，不被别人决定命运，没有人推翻，他演得虽然是别人，却感受到自己。
费翔突然回忆起1980年代初出道时拍的电影和电视剧，也见了琼瑶，也拍了几个可有可无的片子：“我就像个机器一样在镜头前做出某种动作，说出背好的台词，并不清楚我会被安排在故事的那个段落，不明白最后会剪接出个什么样儿的怪胎。电影导演是电影绝对的独裁者，这让我特别难受。”
出生在台湾的费翔小时候身材肥胖，性格内向。“你要问我小时候喜欢玩儿什么，为了戏剧性我可以回答说养了宠物蛇或者一条蝎子，可说实话，我很闷的，只玩泥巴和书。经常拿一本与年龄不相符的书，比如《战争与和平》，也看不懂，就是装装样子是个保护自己的姿态吧。”
他说这孤僻和固执传自父亲，那位费翔并不经常在媒体上谈到的前美国军人，在1950年代就对中国产生兴趣，跑到台湾学中文，认识了母亲并娶了这位中国女性，“在那个年头，他们都是勇敢的。”费翔的母亲叫毕丽娜，出生于哈尔滨，生长在北京，又转道上海去了台湾，“是个有想象空间的人”。十多岁的时候放学回家的他总会遇到母亲在家里办“油画沙龙”，请几个学绘画的老同学，再找位模特，小伙子费翔冒失进门，见着裸体模特也只能佯装镇定。“这是母亲追忆青春的一种方式，在我看来像京剧票友凑一起唱戏一样可爱。”文艺气质得自母亲，费翔虽然内向，却是校园剧社的活跃分子，就像话剧里演的“下一次我该扮演谁”，台下沉闷的他迷恋在舞台上激情地演绎另一个人，“我站上舞台的最大动机，就是想释放自己。”误投歌唱业之前，他上的是纽约的戏剧学校，学的是舞台剧表演。
或多或少，与9/11有点关系，他在心灵上感觉与美国疏远。飞机撞大楼时，费翔恰好在中国内地演出，作为纽约人，他也感到震惊，为朋友们揪心，可事后“疯狗一样的民族情绪”让他厌恶。“这个崇尚物质，精神匮乏的民族遭到了打击，他们不肯接受自己不是世界的老大，一般的美国人是对世界没概念的，只懂得‘我’和‘美国’，不是两岸的知识分子，加州和纽约的知识阶层是有世界观的，但大部分美国人，那种被称为社会中坚的中产阶层，自大地认为美国最棒美国最好，跑到伊拉克发起战争5年了，拿一张地图给这些人，他们还是不知道伊拉克在哪儿。”费翔又把这种疏远解释为岁月：“美国只有200年历史，像个小孩子，是个适合年轻人的刺激、光怪陆离的地方，而我，可能年纪大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