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点工资是很难养家糊口的，而朝廷各行政机构的办公经费也少得可怜。同样，地方政府的日子也不好过，其绝大部分税赋收入都要上缴朝廷，存留数量微乎其微，行政开支和办公经费往往通过向百姓加征税款解决。还有很多不守规制的官员，打不上公款的主意，就通过各种手段搜刮民膏，百姓总是遭殃。
从雍正朝开始，朝廷为了杜绝地方官员贪污受贿，搜刮民膏，开始实行“养廉银”制度。所谓的养廉银，就是朝廷补发给地方官员的津贴，相当于灰色收入。地方官员养廉银按官职高低依次分配，分别是总督2万两左右，巡抚15万两左右，布政使1万两左右，按察使8 000两左右，道府官员5 000两左右，州县官员1 000~2 000两。
养廉银制度的推行，确实解决了地方官员日子不好过的局面，但这笔巨款却不由朝廷国库拨付，而是由地方政府向百姓征税时附加而来。羊毛总是出在羊身上。这就是清朝政府解决地方政府和官员贪污受贿、搜刮民膏的办法，真可谓是欺世盗名，超级荒唐!
朝廷允许地方政府向百姓征收附加税，那么百姓的负担就更加沉重了。因为朝廷并没有规定地方政府征收附加税的标准，这就纵容各地各级政府无序加税。通常情况是，省级政府加征的税赋要比朝廷的税赋高出好几倍，而各州县加征的税赋要比省级政府加征的税赋高出好几倍，有的地方甚至要高出十几倍，比如张之洞为之平反的四川东乡就是这样。
在万恶的封建社会，在黑暗的清王朝，百姓的生活艰辛程度真是无法想象。就拿山西来说，张之洞上任之前，前几任巡抚规定各道府、州县每年要向省府上缴公费19 950两银。这笔公费是省府下派给各道府、州县的任务，各道府、州县自然拿不出这笔银子，于是他们又成倍数地把这笔账转嫁到百姓头上，因为各道府、各州县也需要办公经费。
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都非常普遍，可张之洞认为当官的太腐败了，太不懂得体恤百姓疾苦了。虽说官员的待遇应该提高，但不能如此变态和无序，如果持续下去，早晚有一天会官逼民反，进而天下大乱。
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张之洞带头将省府每年的公费裁减至6 400两银，并要求各道府、州县也大幅裁减公费。在他的强力执行下，全省每年共裁撤公费达79 000余两银，为本来就极度贫困的百姓减轻了巨大的经济负担！
此外，他还严令禁止下属对上司“馈送摊捐”。所谓的摊捐，其实就是礼金和红包，这是晚清官场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
在晚清，地方官每年收取的下属馈送礼金，要远远大于其下派的办公经费。如果办公经费用于行政开支的话，那么其收取的馈送礼金，则源源不断地涌进其私人金库。张之洞严厉禁止了这一陋习，也扭转了山西官场长期形成的不良之风。
● 断道
张之洞裁减公费、禁收礼金和红包，断了山西官员的敛财之道。这事做得够狠，还有一件事，他做得更狠，那就是他也断了朝廷伸向山西的敛财之道。
朝廷下派给山西的摊捐项目是五花八门，加起来有十几项，如铁贡、绸绢、农桑、纸张、京饷、科考、盐务等。每年这些项目累计达10万两银，成了山西最大的苛政（晋省州县之累，以摊捐为最）。
有些摊捐项目，是从乾隆年间兴起的，到光绪年间就已经作废了，可这些项目却依然在征税。比如，向朝廷捐贡的绸绢、纸张等物品，山西早已停产了，可从山西到北京的运费和杂费依然在征收，仅绸绢一个项目，朝廷每年就要向山西征收12 000两银。
有些摊捐项目任务十分繁重。比如，山西产铁，每年要向朝廷进贡平铁8万余斤，好铁20万斤，而朝廷拨付的运费却寥寥无几，需要山西摊捐4万两银。
有些摊捐项目，由于年头太过于久远，目前是征无所征，运无所运。甚至，很多征收摊捐的官员，都不知道那些项目是什么东东，更别说是老百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