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一声笑

最后一次与黄霑通话是在二零零四年十月,他打电话来向我邀稿写专栏,我非常讶异,他怎么会对一个从来没有发表过文章的我有信心?他态度诚恳,我连说了几声“不敢”,他问我是不是怕写得不好,我说不敢献丑,他的声音有点失望。没有多久他就走了。我想为他做些什么,于是写了这篇文章追思他。

第一次与黄霑见面是在一九七三年,我的第一部电影《窗外》来香港宣传的时候。在一个晚宴上,导演宋存寿特别介绍他给我认识,当时他的专栏《不文集》非常受欢迎,而他在专栏里对我赞许有加,导演认为以他这样一个有才华的猛人,能够对新人如此夸赞,是很难能可贵的。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出台湾,来到香港这个花花世界。我怯生生地说我好像变得傻傻的,他声音洪亮,豪放地笑着:“哈!哈!哈!这是正常的!”他那善解人意和豪迈的作风,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次与黄霑见面是一九七七年,我来香港拍李翰祥导演的《红楼梦》。我们在李导演家吃晚饭,他身边坐的是林燕妮,那是我第一次跟她见面。直到现在还记得她的装扮。她头上包着花丝巾,打扮得很讲究,腰杆笔直,笑容可掬。席间黄霑“林美人、林美人”地叫个不停,起初还以为他说的是我,后来才听清楚他称呼的美人是他身边的女朋友林燕妮。在他心目中林燕妮是永远的美人。

他言谈出位、与众不同得令我吃惊,但又不得不佩服他的创意和独特的人生观,他和李导演聊到他的丧礼将会怎么做,他说他会播放事先录好的影片,一开始先“哈!哈!哈!……” 地大笑,然后叫大家不要哭哭啼啼的,要高高兴兴地欢送他。这番话直到许多年后的今天,还是记忆犹新。

他的人生可以说是画上了完美的句点。在跑马地大球场,圈内人为他举办的万人追思会,露天的大银幕上,剪接了他生前的片段。他一身枣红缎子对襟短褂,声音洪亮地说笑着,衬底音乐是他写的歌词:“……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他走得如此潇洒。

一九八四年来香港拍新艺城电影公司的戏以后,因为徐克和施南生的关系,和黄霑见面的机会比较多。有一次大家组团到澳门游玩,团员有黄霑、林燕妮、徐克、施南生、南生的母亲、狄龙、陶敏明、张乐乐。这个旅程因为有了黄霑,整团人都玩得很尽兴。黄霑到旅游区头上就顶着绿色的五星旗帽子,和小贩闲话家常,我好奇地过去试戴,他马上付钱给小贩叫我把帽子戴走,还连声跟小贩说谢谢,虽然只是十几二十块的东西,他让你感觉到他对一般小市民的友善和他的豪迈作风。

有一晚大班人马到他和林燕妮家做客,他家好大,客厅那套大沙发又白又亮,朋友们都靠着沙发坐在地毯上谈天说地、吃点心、喝酒、又弹又唱,直到深夜。

一天夜里,徐克打电话给我,我正好没睡,他提议去黄霑家聊天。到了那儿才发现他搬到一个只有几百尺的小公寓,客厅里只容得下一套黑色矮沙发。他和他的“林美人”分手了,搬出了大屋。我很为他难过,问他觉不觉得委屈,他还是那一贯地豪迈笑声:“哈!哈!哈!怎么会?我一点也没有委屈的感觉!”

他有顽皮的时候。一九九零年我得了金马奖影后,那年金马奖节目主持人是黄霑,南生请我们去“丽晶酒店”吃饭庆祝,桌布上洒满了大小星星,各种颜色的小亮片,灯光昏黄,煞有气氛。黄霑跟我要笔,我说只有眉笔,他拿了去,正觉得奇怪,他已经拿着眉笔在桌上乱涂鸦,本以为他诗兴大发会有什么佳作,没想到他把那大白桌布涂得乱七八糟。我愣在那儿还反应不过来,他已拿起打火机准备烧桌布,大家手忙脚乱地不知如何是好。只见徐克搂着他的肩膀,什么话也没说,眼神里流露出对他的了解和包容。

他也有绅士风度的时候。我有两次和他单独相处的机会。起初很紧张,怕他会像平常一样,话语之间夹杂着粗口。他没有,那天在“新艺城电影公司”工作完毕,没有人陪我吃饭,他自动请缨陪我到公司附近吃火锅。席间聊到我一个人在香港工作的孤单、寂寞和压力,他很认真地听我倾诉,一脸狐惑地问:“大美人怎么会寂寞呢?”他看起来一副正经乖男人模样。我笑了:“本来很怕你会讲粗口,没想到……”他马上收起笑脸:“在女士面前我不会的,你放心。”那晚我们聊得很开心。

记不清是九零或九一年的圣诞夜,徐克、南生请大伙儿到“丽晶酒店”一起欢度。他被指派做我的护花使者,因为只有我们两位住香港。由于交通管制的关系他选择坐渡轮。我们下了九龙码头,那里人山人海的,他怕被冲散,拉着我的手往前挤。当时的感觉真像《滚滚红尘》最后那场逃难的画面。

在他走以前,大家各忙各的,许多年没有见面,有一次看完他的辉黄演唱会,大伙很想再聚一聚,于是就约了他一起吃饭。多年不见,他变得斯文了,穿着打扮也低调、舒服,他说他妻子陈惠敏对他很好,生活上很照顾他,服装都是妻子一手包办,我还说他保养得很好很健康呢。

后来听徐克说,他病了,得了癌症,黄霑没有透露过他的病情,他不希望人家知道。有一次在南生的生日会上,他坐在我旁边,说到好笑处,还是那么豪放地笑着,但是这次不一样,他咳得很厉害,徐克马上站起来陪他到外面去透气,我跟在旁边忙叫徐克拍他的背,他连说没事。

黄霑的一生是精彩的,他忠于自己,尽情地做他想做的事,说他想说的话,他用他的歌声和话语,将他豁达的人生观传达给他的朋友,传达给香港市民。香港少了他好像少了些什么,又好像什么也没少,因为他已深植于大家的心中,想起他就仿佛听到他豪放的笑声“哈!哈!哈!”……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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