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正在蜀郡作威作福，仅仅因为以前的睚眦之怨，就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而诸葛亮面对他人的举报和要求他去请求刘备劝阻法正滥杀无辜的建议时，却一口回绝，非但如此，他甚至进而还说既然法正能让刘备“翻然翱翔，不可复制”，那现在为什么要去阻止他快意恩仇呢？言下之意就是法正有那么大的功劳，正是大王面前的红人，他杀几个人算什么，连在他已经杀了数人后，去阻止他都是完全没必要的，因为那会让他不痛快。
这哪里是一个执法严明之人说出来的话，分明是一个惯于予取予夺之人的口吻。在这件事情上，诸葛亮的反应和处理方式，与他一贯被人推崇的所谓的“赏罚之信，足感神明”的风格和品质，存在极大的偏差。但我以为这才是他真实的一面，因为在他而言，所谓的国法、军法要不要执行，纯粹是取决于被执行对象的重要性，以及是否有执法的政治需要，而不是在于对象事实上是不是有过失和犯罪行为。因此我才说在马谡生死的这个问题上，诸葛亮要是有实现的可能，是完全有能力和权力让他不死的，并且他也绝不会去顾虑什么执法严明的形象问题，只要看看他对待法正“擅杀毁伤己者数人”这个事件的态度和处理方式，就可以知道得很清楚了。
作为一名与诸葛亮过往甚密，又长期处于权力中心、熟知蜀汉军政事宜和局势的谋士，马谡当然是知道他这一败在政治、军事上的后果的，也很清楚这样的结果将会给诸葛亮乃至整个荆楚集团带来的危害，同时他也深知诸葛亮的为人，相信这才是他畏罪潜逃的真正原因所在。因此在狱中他才会在给诸葛亮的信中这样写道：“原深惟殛鲧兴禹之义，使平生之交不亏于此，谡虽死无恨于黄壤也。”他援引“殛鲧兴禹”这个典故和使用“使平生之交不亏于此”这样的语句，一面表明了他自承有罪，另一面无疑也表明了他希望在目前自度不得幸免的形势下，能以他来承担罪责的这一举动，换取让诸葛亮躲过对手攻击，再继续主导蜀汉政权的局面。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更进一步地理解诸葛亮为什么不顾蒋琬等人的一再劝阻，甚至对劝阻他杀马谡的丞相参军李邈进行处罚，并坚持要杀马谡、还惟恐杀不成的态度。其实，以诸葛亮和马良、马谡兄弟同为荆楚集团骨干的关系，平素又称兄道弟的亲密程度，倘若他真的是出于执法需要而无奈斩杀马谡，那应该对劝阻他杀马谡的人心怀感激才对，但事实上他对劝阻他杀马谡的人不但不感激，甚至可以说很厌恶，并不惜进行行政处罚：
马谡在前败绩，亮将杀之，邈谏以“秦赦孟明，用伯西戎，楚诛子玉，二世不竞”，失亮意，还蜀。
——《三国志·蜀书·李邵传》
这充分说明了他此刻非常需要马谡去死，不然就不会对劝阻杀马谡的人厌恶到如此地步。由此可见他一再坚持要将马谡处死，而在判决马谡死刑时却又“为之流涕”，马谡死后又“自临祭，待其遗孤若平生”的态度，绝不仅仅出自与马氏兄弟的深厚感情，还有着更深层次的政治原因在内，也正是这些原因导致他非杀马谡不可，而且还唯恐杀不成。
实际上，真正可以导致马谡被处死的罪状，乃是马谡畏罪潜逃一事。但奇怪的是，在诸葛亮请罪自贬的表章中，对此事却连一个字也没提起，而这，也正是诸葛亮的厉害之处。
此刻的诸葛亮，需要让马谡来承担北伐失败的主要责任。如果马谡是因为畏罪潜逃而被处死，那么在北伐失败的问题上，诸葛亮所要承担的责任就要更大一些。这一来对他自己所做的处罚就会显得轻了很多，不足以化解由此带来的这场政治危机，因此他才对此一字不提。而这样做的结果乃是他成功地依靠马谡之死，暂时摆脱了这次可以危及他本人乃至整个荆楚集团在蜀汉政权中主导地位的危机。
诸葛亮的挥泪斩马谡，在我看来完全不像一直以来人们称赞不已的那样，是表明诸葛亮比孙武执法严明以及他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例证。相反，如果联系他纵容、变相支持法正滥杀无辜的事例来看，正好表现了他刚愎自用而又老于政治手腕，作为一名权臣在政坛上善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一面。
